1928年,宋庆龄旅居德国。在德国，宋庆龄不像在苏联那样，是一位国宾，而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侨民。她不期望从德国政府得到官方的接待和照顾，也避免会见到柏林来的高级政要，如汪精卫和孙科等人。

　　德国官方对宋庆龄来德访问一事，一直颇为顾虑。他们决定对她在德国的行为进行监视，不过谨慎从事，只是进行秘密盯梢。所以，宋庆龄在德国的行动还是自由的，没有人真正出面干预。

　　在柏林，宋庆龄的身份是保密的，房东只知道她是林太太。亲友给她写信也并不直接寄到寓所，而是寄到一个临时租用的邮箱里，收信人写的也是林太太，有时也写为林泰。

　　5月下旬的一天，美国官方记者文森特·希恩打探到宋庆龄移居德国的消息，专程从美国来到柏林拜访宋庆龄。当时宋庆龄过的是隐居的生活，本来不想接见他。但考虑到希恩对中国人民很友好，写过一些比较客观公正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报道，因此宋庆龄还是热情地接见了他。

　　两人一见面，希恩便说：“孙夫人，您好！美国人民很想见见你，听听你对中国革命情况的高见。”

　　宋庆龄莞尔一笑：“作为流亡人，哪有什么高论？”

　　“美国是你的第二故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在美国住了5年时间，是吗？”

　　“不错，主要是留学。”宋庆龄点点头。

　　“美国人民没有忘记自己的朋友，这次我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委托，特邀请夫人去美国做客，”希恩说到这里，话锋一转：“只要求你在电台上讲几次话，每次几分钟，公司就可以付给你50万美金的优厚待遇。”

　　“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声明，我目前虽然贫困，但还过得下去。你们如果有钱的话，请捐给中国人民，还有90%的中国劳苦大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宋庆龄道。

　　“不过我指的捐款当然不是捐给南京政府，他们是人民的刽子手，捐给他们，等于为他们提供武器，屠杀人民，”宋庆龄特别强调，“如果将钱捐给中国人民的话，我可以答应你去做广播宣传。”

　　“我明白，不过这个……”希恩推辞道：“我得回去与公司商讨以后再告诉你。”

　　“那好吧，我等你们的通知。”

　　3个月过去了，宋庆龄再也没有收到该公司的通知。

　　后来，宋庆龄对秘书章克说：“美国人很聪明，他们设下陷阱让我跳。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真跳时，他们反倒害怕了。”

　　在这个问题上，宋庆龄的确看得很深。事实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邀请宋庆龄去演讲是有政治目的的，是希望她“能通过谈话或沉默表现出接受蒋政权的合法化”，或“至少使她对蒋的反对不那么强烈”。这并非是美国人出钱，而是从蒋介石口袋里掏钱去封宋庆龄的嘴。

　　当时，有不少美国人，官方的或非官方的，都在设法把宋庆龄拉向蒋介石一边。司徒雷登就是担负着这样的使命来到柏林的，当时他是北平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在基督教活动中结识了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是看着宋庆龄长大的。他甚至知道宋庆龄对巧克力有嗜好，所以带了一大盒最好的巧克力来到柏林。

　　没想到，宋庆龄还是很倔强。对这个曾是她父亲的朋友，从小就看着她长大的人，也不给一点儿面子。宋庆龄对司徒雷登避而不见，但也留有余地———她把一张自己亲笔签名的、与孙中山结婚的照片让人代送给这个说客。

　　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对宋庆龄当时的处境这样描述：

　　“在欧洲所收容的所有流亡者中，她肯定是最奇特的一个……因为获胜的人根本不是要把她赶出中国，而是软硬兼施地阻止她离开中国。即使到现在，他们还在找她，希望劝诱她回去分享他们的荣耀。但是，她即使境况拮据……却避开那些被派来请她回去过尊荣生活的使者。……与此同时，流言蜚语不断。她那些过去的同事收买不了她，就想用污蔑手段把她抹黑……任何一个中国著名的革命者来找她，都被谣传说成是她的新丈夫……”

　　1929年春天，耗资百万、费时三年的中山陵，在南京紫金山落成了。南京政府决定举行奉安大典，为孙中山举行国葬仪式。宋庆龄收到电报后，不顾蒋介石设下的圈套，匆匆启程，毅然回国参加大典。同年10月，宋庆龄再回柏林，继续流亡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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