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来考据一下“姥姥”与“外婆”到底哪个才是方言吧。

　　1、关于姥姥：

　　明朝人沈榜《宛署杂记》收录有北京宛平县的方言俚语，其中提到“姥姥”：“外甥称母之父曰老爷，母之母曰姥姥。”沈榜特别注明这是“方言”，并说“里巷中言语亦有不可晓者”。换言之，称外祖母为“姥姥”，只是北方个别地方的里巷间的俚语，不登大雅之堂，且使用范围也有限。

　　在明清小说中也找到大量“姥姥”，比如《红楼梦》里有一个“刘姥姥”，但这里的“姥姥”，显然只是泛指老年女性，而非特指外祖母。

　　2、关于外婆：

　　清代李调元的《南越笔记》收录有广东的方言，其中恰好提到“外婆”：在广州，“母之父曰外公，母之母曰外婆。”

　　那么，是不是只有广东人才将外祖母称为“外婆”？不是。从明清时期的许多世俗小说、唐宋时期的一些文人笔记，我们都可以找到“外婆”的称谓，而且词义非常明确，都是指外祖母。比如清代公案小说《施公案》写道：“施公道：‘你这外婆家姓甚？住在何处？’吴良道：‘小人外婆姓杨，住在桃花村外，名叫个杨秀。那地方通知道名姓的。’”唐朝人撰写的《法苑珠林》里也有一段话：“汝是我女儿（女之儿），我是汝外婆。”

　　更重要的信息是，至迟在明朝，官方文书中也使用“外婆”的说法，如《大明会典》这么注释外祖父母：“即外公、外婆”。

　　3、结论：

　　考证至此，我们可以知道，“姥姥”才是不折不扣的方言；“外婆”则是起源于民间俗称的通用词。

　　答主首先表明态度：

　　1、改“外婆”为“姥姥”没有必要。外婆和姥姥在指外祖母上，没有歧义，这两种称谓都是历久的习俗。2、教育方面给出的回复，说“外婆”是方言，牵强附会。姥姥和外婆都是方言，通常姥姥在北方地区流行，外婆则是在南方某些地区流行，它们书面的称呼就是外祖母。

　　如果从称谓文化角度来做出说明，可能比“方言”说更有说服力。

　　传统上，我们的亲属称谓语强调以父系为核心，“外婆”是“外祖母”的别称，无论是“外祖母”还是“外婆”，这一个 “外”就体现出了亲疏关系，远没有“姥姥”来得亲切。因此，在一些方言区，他们把外婆称为“婆婆”“家婆”。

　　假设从这个角度来做说明，更尊重男女平等，与时俱进，是不是要比“方言”说要更有说服力？就我个人家庭来说，孩子称呼外公外婆是直接叫爷爷奶奶的，没有这个“外”字。

　　咱们再来具体说说“姥姥”这个称谓。

　　“姥姥”指外祖母这个义项不必说了。

　　“姥姥”在过去，也称年老的女仆。

　　明朝的高明在《琵琶记·牛相教女》中有：“老姥姥，你年纪大矣，你做管家婆婆，到哄着女使每闲嬉，是何所为！”

　　明朝的汤显祖在《邯郸记·闺喜》中有：“姥姥，一从卢郎征西，杳无信息不知彼中征战若何？”

　　“姥姥”也用于对年老妇人的尊称。

　　《红楼梦》第四十回中有：“（李纨）又回头向刘姥姥笑道：‘姥姥也上去瞧瞧。’”

　　冰心在《超人》中有：“他除了每天在局里办事，和同事们说几句公事上的话；以及房东程姥姥替他端饭的时候，也说几句照例的应酬话，此外就不开口了。”

　　“姥姥”有时也会指收生婆。

　　《儿女英雄传》中有：“还是你干女儿说：‘别是胎气罢。’这么着，他就给他找了个姥姥来瞧了瞧，说是喜。”

　　我觉得，这种做法非常不可取。不管“外婆”，还是“姥姥”，在表达意思方面，都是清楚且准确的，很少会造成歧义，人为的更改不能使得文章在表词达意方面有所改进。反而，“外婆”和“姥姥”，都是民间使用非常广泛的两种称呼，将其中任何一个规定为书面语，都会引起很多人的不适应感和争论。

　　在我的家乡（陕北），大家对妈妈的妈妈的称呼，从来都是“外婆”（方言读作“未婆”），而且小时候语文课本中，经常出现的称呼也是“外婆”，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外婆的澎湖湾》中也用了“外婆”一词，当然口语中有时候也会称作“婆婆”。对于“姥姥”这个词，小一些的时候我并不熟悉，只是在看电视的过程中，发现有些人会这样称呼，猜测它应该指的就是外婆。同时，我想说的是，对于这个词，我内心还有一些排斥，毕竟它和我从小学的不一样。所以，对于我来说，将妈妈的妈妈称作“外婆”，在潜意识中它就是书面语，“姥姥”反而是方言。

　　再一个，语文中的课文，是作家写成的文章，属于文学作品，其中用方言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大家可以联想一下贾平凹、路遥等一些大名鼎鼎的作家，哪一个不是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使用方言。有时候，正是方言的使用，让读者对文章想要表达的意思理解更加精准，感受更为深刻。方言在表词达意方面，有时候有着所谓的书面语所无法达到的绝妙境界。

　　人为将语言课文中的“外婆”一词改为“姥姥”，不但破坏了作者的原文，而且也带来了大家的争议和不适，也没有使文章在表意方面有所改进，这样的做法当然是不可取的。

　　关于这一问题，大家有什么看法呢？在你的家乡，大家都是怎么称呼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在我的印象中，姥姥（我老家称为姥娘）是口语，而“外婆”的书面语色彩更浓一些。如果要用方言和普通话这一对概念来看，更多的地方方言是“姥姥”，也有一些地方的方言说“外婆”。

　　中国的普通话，是以河北开滦等地的方言为基础发展而成的，和北京话有点出入，但是也接近北京线年代曾有一个投票，决定到底才用哪一个地方的方言为主来发展普通话，结果四川话排名第二位，差一点全国人要学说四川话呢。

　　很多人开玩笑，说，“狼外婆”以后要变成“狼姥姥”，这是一个玩笑，但是确实也表达了某种担忧。对上海人来讲，他们已经习惯称之为“外婆”，这是一个相对正式的说法，也是更“都市化”的说法，如今却要改成“姥姥”这种充满乡土气息的语言，妈妈们怎么能不担忧呢。

　　上海的语文书要才用普通话，这一点我完全支持，但是，一篇《打碗碗花》这样的散文，里面的“外婆”却没有必要改为“姥姥”。很有可能，作出这个决定的某个官员，自己是喊“姥姥”的，但是这种称呼仍然要尊重当地人的习惯，不然的话，就要加一条注释，“姥姥，意指外婆”。如果这种称呼在文章中用于对话，就更应该使用上海孩子普遍接受的“外婆”，不然的话会给孩子造成一种虚假的感觉。

　　很多人为这个改动刷屏，说明了一种普遍的焦虑：我们生活中那些有地方特色的东西，那些能表达情感的东西，正在逐渐消失，而代之以全国都一样的称呼，这种状况并不有利于文化的繁荣。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应该是在普及普通话的同时，尊重方言的多样性。

　　这个真的是令人大跌眼镜，因为我一直以为，姥姥才是北方的地方方言，而外婆是正统的汉语里面的称呼，所以，虽然我们家生活在北京地区，但我还是让我小孩按照我福建老家的称呼，把他的外祖母外祖父叫外婆外公，而不是姥姥姥爷。

　　然后把我妻子的叔叔婶婶这些，让孩子叫姥姥姥爷，还可以分成二姥爷、三姥爷，这样的话更顺一些，因为在南方的话，外祖父外祖母的兄弟姐妹，是不好称呼的，往往很多时候也会笼统称呼为外公外婆，但都没有分大外公、二外公、三外公。这样的话就很不准确。

　　所以在我现在就是让外公外婆成为唯一的指向，姥姥姥爷则用来可以广泛的代称外祖母外祖父的兄弟姐妹等同辈，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很多不精准的称呼。在北方姥姥姥爷的意思，和南方的外公外婆是不能划等号的。

　　很显然，在上海等地区都是普遍的称为“外公外婆”的，而现在又把北方地区的一个称谓强加给上海的地区，这是很违背基本的教育常识的，会让这些小学生很困惑，自己叫的这么多年下来的“外公外婆”居然叫错了吗？

　　中国的传统亲属关系里面，是有严格的区分内外、大小的，非常精确，不像欧美一些国家是没有区分的，所以舅舅和叔叔都叫Uncle，兄弟就是brother一个词，没有哥弟之分。

　　所以在母亲或家族外嫁女性那一方的所有亲戚里面，即“外戚”或“表亲”，都有“外”或“表”这个打头，比如外公、外婆，外甥、外甥女；表弟、表妹等。而父亲一方基本上就是认为是同族同祠堂的，所以有堂叔、堂兄、堂弟等。

　　这虽然体现出很多传统父权社会的遗留痕迹，但如果从上海教育部门回复的“方言”这样的一个尊重传统角度来看，外公外婆的称呼才是正统的有广泛影响力的传统，“姥姥姥爷”才是彻底的方言。

　　如果跟市教研室抬杠的话，那么“外婆”和“姥姥”都是方言，“外祖母”才是书面语，且一般认为“外婆”的使用历史早于“姥姥”，尤其重要的是，“外婆”比“姥姥”包含了更多的宗族信息。

　　我国传统的宗族称谓体系向来有“内亲外戚”的说法。同姓的亲戚、宗族为内亲，母族、妻族为外戚。例如父亲的父母叫“祖父”、“祖母”，母亲的父母叫“外祖父”、“外祖母”。

　　“外婆”一词以“婆”为中心词，以“外”为限定修饰词。从训诂学上说，“婆”的本义是女子跳舞的姿态。《尔雅》：“婆娑，舞也。”“婆”用来称谓“祖母”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南北朝就有记载：

　　其家有六岁儿见之，指语祖母曰：“阿爷飞上天，婆为见否？”（南朝齐·王琰《冥祥记·史世光》）
十八翁及十八婆卢氏，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二十三郎滂之灵。（唐·韩愈《祭滂文》）
早在唐代，“婆婆”一词就表示“祖母”，直至明朝也是“祖母”：
翁翁婆婆以乳果之奠，致祭于九岁孙男法延师之灵。（唐·权德舆《祭孙男法延师文》）
妈妈远征，孩儿固当陪侍；婆婆独守，孙儿岂忍抛离？（明·陈汝元《金莲记》）

　　从逻辑上说，“婆”表示“祖母”的历史有多久，“外婆”表示“外祖母”的“历史”就有多久远。在“婆”字前加上“外”，强调了亲疏关系，语义显豁，且出现时间也早：
 

　　唐朝僧人道世在《法苑珠林》卷七中有诗云：“我是汝外婆，本为汝家贫，汝母数从我索粮食。”
宋朝人文洪迈在《容斋四笔》卷二有语：“三舅荷伯伯提挈，极欢喜，只是外婆不乐。”

　　《康熙字典》说“姥，與母同”。“姥”在宗亲关系中最早并非表示“外祖母”，原本指丈夫的母亲。

　　便可白公姥。——《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公死姥更嫁,孤儿甚可怜。——《乐府诗集·瑯琊王歌辞》

　　用“姥姥”称呼“外祖母”的现象很晚，可能要到明朝才出现，清朝才流行开。
 

　　明朝沈榜在《宛署杂记·民风二》中记载：“外甥称母之父曰老爷，母之母曰姥姥。”
板儿见没了他姥姥，急的哭了。（清 曹雪芹《红楼梦》第四十一回）
清代的虞德升在《谐声品字笺》中记载：“姥，老母也……今江北变做老音，呼外祖母为姥。”
清代张之洞撰从近似读音推断“姥姥”来源于“媪媪”。他在《光绪顺天府志·地理志》中说：“姥姥，外祖母称也。”并加注：“按宁河人称外王母曰姥姥，其音如老。……姥姥，疑是媪媪。媪有母谊，母之母故呼媪媪。”

　　北京话中原来外祖母的称谓方式是“姥娘”，语言学家俞敏推断，因为小孩子喜欢用叠字称呼，“姥姥”就产生了，取代了“姥娘”。

　　说得简单些就是：古代称祖母为“婆”或“婆婆”，称外祖母为“外婆”或“姥娘”，称丈夫的母亲为“姥”。后来称谓之间发生了合并、流转，渐渐地用“婆婆”称呼丈夫的母亲，用“姥姥”称呼外祖母。有研究者推测，去除了称谓中的“外”字，实际是抹平了“外”字带来的疏离感，让人更觉得亲切与亲近。

　　某些人未经原作者同意，未经充分讨论，就擅自篡改文本，还企图用“方言”为借口来掩饰，不是蠢，就是坏。

　　如果您认同本文，请“点赞”、“评论”或“分享”，以让本文被更多人看到。谢谢。

　　作为一个如今在北方生活多年的南方人，我的直觉是上海语文教材把外婆改成姥姥实在不妥，因为在一个统一的汉文字国度内，地方差异实在太正常不过了，当一个语言文化区内的绝大多数人（尽管今天新移民在增多）用外地的称谓呼唤长辈时，那种别扭再显著不过了。

　　何况经过前《南方周末》文化编辑吴钩先生的考证，上海教育局回复称“外婆”属方言，所以要使用来自北方的称谓，这恰好是本末倒置了：“外婆”是起源于民间俗称的通用词，“姥姥”才是不折不扣的方言。

　　退一大步说，即使“外婆”是方言，也没有必要违背在人口上不占少数的广大南方地区人群使用，道理很简单，一是语言的力量是习惯至上，而不是逻辑或其他考量优先，而且在此不存在有什么优先的逻辑。二是对于北方人来说，“外婆”也丝毫不会引起误会。

　　《红楼梦》中的场景纵贯南北，既有对长江一代的大量描写，又有《刘姥姥进大观园》这样的名段，其适应于当地的称谓恰恰是自然区隔南北地理的语言技巧。这里其实还有一点微妙的差异：南方人一般不会在外婆前面加姓氏，所以没有刘外婆的说法。

　　其实这既不是一个谁是语言正宗，也不是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做调查，全国人口中用外婆的多还是用姥姥的多？恐怕难分伯仲，即使用外婆或姥姥的人少到不成比例的程度，在他们当地的教材中（如果有条件出教材的话）选择本地称谓，那有什么不好呢？

　　如果真要全部改为南方话或北方话中的称谓，那么《刘姥姥进大观园》就要改为《刘外婆进大观园》；《外婆的澎湖湾》就要改为《姥姥的澎湖湾》。问题是称呼外婆的地方有大观园吗？同理，称呼姥姥的地方有澎湖湾吗？

　　上海教育出版社给出的理由是，“外婆”是方言，“姥姥”才是普通话词汇。

　　有人查阅了第６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发现“外婆”一词确实有“方言”的小字标注，但语义同样为“外祖母”的“姥姥”一词，却并没有这样的标注。

　　不过，这样生搬硬套词典规定的做法并不妥当。《打碗碗花》是一篇散文，文学作品本身就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色，若以普通话为标准对其大作修改，必致文章面目全非，韵味尽失。

　　举例来说，我们的语文教材中，为了尽量保留作品的原汁原味，仍把鲁迅作品中结构助词“的”写成“底”。如果用现代普通话的标准，这完全属于错别字，岂不是非改不可？

　　我认为，其实应该改的是《现代汉语词典》，而不是改语文教材，更不是改大众的语言习惯。

　　虽然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但它是全国人民的普通话，而不是专属北方人的普通话。

　　普通话应该兼容并蓄、不断吸收公众已形成普遍认同的语言现象，来丰富自身的内涵。而不应抱残守缺，将一切非北方基础方言的成熟词汇摒弃。

　　客观上，“外婆”比“姥姥”的受众要大。全国范围乃至更大范围的人群，都习惯使用“外婆”的叫法，若强行改过来，会令很多人感到不适应。

　　而且从字面上看，“外婆”比较容易联想到“外戚”，与祖母相对。而“姥姥”一词则有多种含义，比如《刘姥姥进大观园》，“姥姥”显然泛指老年女性。相比较而言，“外婆”的语义辨识度比“姥姥”好得多，更没有改的必要。

　　其他答主已经从学术角度说明问题了，那我就从民俗和社会角度谈谈我的想法吧——
 

　　我觉得修改这个根本没必要。

　　看到教研室的反馈是这样子的，我觉得第一点都是学术问题，不争论。

　　而第二点，所谓加了个“外”字，就是中国传统亲属关系中的亲疏表现，那也有点牵强。难道改了个称呼就可以使得长辈和晚辈之间更加亲近了？孝顺不是口头说说就好的，更看重人的实际行动。

　　第三点，上海的确是一个开放性的国际大都市，是需要做出一些调整来迎合不断涌入的外来人口，这些人口包括本国的优秀人才、也包括外国到中国来定居的。

　　诚然，普通话让交流变得顺畅，但是也让当地的人失去了本身的文化特色。书面用语从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人的语言习惯和逻辑思维。特别是小学课本，是最容易影响到学生的用语习惯的。
 

　　上海的下一代人已经要说不来上海话了，现在连喊外婆都要跟着北方叫法？

　　上海人喊妈妈的妈妈就是外婆，不是姥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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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不说上海教育局的做法有没有必要，有没有意义，但是站在逻辑的立场，他们的这一说法是没什么问题的。

　　很多人还没去搞懂这个逻辑，就先去掰扯这一做法的意义，然后就开始批判。我觉得很不理智。至少要搞清楚逻辑吧。

 

　　根据2000年10月3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定汉语普通话为国家通用语言。而汉语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标准汉语。

　　以此为基础，那教育局的回应，是没问题的。

　　先说通逻辑，再谈这件事的有没有必要，有没有意义。

　　我觉得没什么必要，也没什么大的意义。

　　很多作家，他们写作的过程中，因为自身的成长环境和个人的写作习惯，在文章中，带有比较有特色的地方词语词汇，这是非常的常见的，尤其是一些乡土文学作家，或者民国时期白话文还没成熟的作家，他们的文章就常常用一些不符合现在普通话标准的词汇。

 

　　例如鲁迅先生，他的《阿Q正传》里，睡觉不说睡觉，用困觉。困觉两个字，既有地方特色，又又不成熟白话文的特色，语文课本上就没改，也没必要去改。

　　再比如老舍先生的《茶馆》里，有北京土话，尥蹶子，这并不是很符合现在的普通话标准，有必要改吗？没有必要



 

　　回到姥姥外婆，其实也没必要改。

　　为什么没必要改？

　　一方面，我觉得这两种称谓同时存在，说明我们汉语的博大精深；另一方面，这两种称谓同时存在，也说明我们中国民族长期形成的地域文化特色。都是朝着文化多样性，文化进步的方向前进的。

 

　　单一，就是倒退。比如那些年的戏剧，全都按统一的标准搞成样 板 戏了，看起来整齐划一了，实际上是文化的倒退。

　　“外婆”成了方言，在上海语文教材里统一变“姥姥”，这事儿其实相当搞笑。许多人都考证出这样一个事实：“姥姥”才是方言，“外婆”明明是书面语。我倒觉得这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不管哪个词才是方言，它们都不应该被随意“统一”。

　　刻意追求语言的“大一统”，不仅仅发生在教育领域，其他领域也一样。混传媒的人都应该知道计量单位的规定。在稿件中，计量单位应采取公制，换言之，你不能写这个东西多少斤，必须写多少公斤或者多少克，这也是我认为最无聊的事情之一。

　　即使在人物对话和副刊作品中，不一定要严格遵守这个规定，但它仍然会对新闻语言造成很大局限。最重要的是，它让语言变得黯淡无光，毫无神采。“今个真高兴，买了两斤肉”的生动，在“今天真高兴，买了一公斤肉”里荡然无存。“人们在这个几千斤重的大家伙面前无计可施”变成“人们在这个2.5吨重的大家伙面前无计可施”，同样也很无趣。原因很简单，虽然“斤”不是公制单位，却是老百姓习惯使用的计量单位，走到市场只会要一斤菜，不会要0.5公斤菜。

　　语言走入民间，往往意味着无穷的创造力和活力，方言就是其中的代表。

　　我曾经很不喜欢方言，并以自己一口标准普通话为荣。但年纪渐长，明白的事情越来越多，就明白方言的可贵。它绝不仅仅是一种区域语言，或者仅仅是同地域者的身份认同，它更是深植于文明血脉里的活力之源。方言越强势，流传越广，往往意味着整个地域的开放与活力。粤语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它在全世界的传播，恰恰源于南粤人的海洋文化熏陶，源于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

　　我们身边的许多人常有一种可笑的整齐划一观念。在城市建设中总以大为美，希望每个城市都建成一个模样，希望街道统一变得“气派”。在人生选择中总以常规为标准，将所有不够按部就班的人生视为“走歪路”，恨不得规定时间结婚，规定时间生孩子。在行为习惯上也追求整齐划一，稍有个性就成了离经叛道……而在语言上，他们也希望整齐划一，方言都是老土的没有价值的，唯有普通话才是王道。但他们不明白，如果一切都整齐划一，并不意味着没有杂质，只意味着剥夺——剥夺的东西不一而足，有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不同族群的生存空间、多元化的人生选择，当然，还有各不相同但都有价值的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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