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在韦岗伏击战之前，长期不被人看好，甚至被认为早已牺牲。从韦岗伏击战开始，粟裕走上了名将之路，从韦岗战斗指挥数百人，到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指挥几十万人，粟裕几乎是瞬间爆发的天才。

　　粟裕没有上过军校，只是在叶挺师的教导队当了几个月班长，随后就参加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时，粟裕只是一个普通的班长，后来南昌起义部队南下转移，粟裕头部中枪被丢在路边，还下了枪。在当时，连长早已经这个伤员当成死人了。

　　令人想不到的是，粟裕居然在一个多月后凭着坚强的毅力克服艰难险阻躲过白军追兵赶上了部队。朱德和陈毅，作为红军高层领导，也只是对这个坚强的展示表示赞赏，并没有特别的表示。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为连长的。在南昌起义的南下部队中开了小差，准备回老家，幸好红军打了一个胜仗，他才打消这个念头。这件事，是陈毅回忆录中提到的。

　　在红军早期建设中，有黄埔学历的军官，往往能得到重用，典型是陈赓等人。一说是黄埔出身，立刻就会收到信任和重用。粟裕没有这个条件，纵然是在第一次反围剿中俘虏了张辉瓒，也还是一个师长。

　　这个师长，一当就是七八年。

　　红军的编制体系是军委——方面军——军团——师——团，红军总数几十万的情况下，均到每个人师那里，通常只有三五千人，实际上就是一个团。粟裕在红军中始终就是一个师长，而且是红十军团，不属于三大主力范围，收到重视的程度可想而知。

　　当然，红十军团被王耀武打没时，粟裕担任的是红十军团参谋长，虽然挂着一个军团参谋长的头衔，指挥的还是一个师。正是因为粟裕单独指挥了一个师几百人在外，才没有被歼灭，成了红十军团的独苗。

　　粟裕的这个四五百人的小部队，实际上只相当于一个营，还做不到人手一支，见到民团都要躲着走。粟裕在当时，算是最基层的红军军官，最孤军奋战的红军军官了。

　　这四百多人，接到了中央的电报，整编为挺进师，也叫抗日先遣队，粟裕担任师长，刘英担任政委。随后，中央长征走了，粟裕的电台也坏了。这一次失去联系，一直延续到1938年春。

　　1936年，粟裕在浙江西部西南部打游击已经两年多，四五百战士们过着野人般的生活，从来没有放弃过战斗。当时有的战士甚至怀疑，党中央都被打掉了。

　　与此同时，粟裕这个不起眼的小军官，在延安被当做了坚韧不拔的典范。人们说他头部中枪爬着也要找到部队规建，还有人说他在江南打游击几年，死了都没人知道。

　　延安的那些认识粟裕的人，大都认为他已经死了，但没有人提议为他开一次追悼会。因为，像粟裕这样的中下层军官，战死的太多了，数也数不清。

　　1938年春，粟裕带队袭击了一个镇保安所，没有受到抵抗，直接占领。粟裕从缴获的报纸和收音机里面得知，日军占领了上海杭州和南京，还得知了红军已经改编为了八路军和新四军。

　　粟裕这才通过当地的国军，联系到新四军，并且在1938年3月18日归建新四军，加入了新四军第二支队。粟裕的挺进师，则成了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

　　仅仅一个月后，粟裕又带队到江南侦查，三个月后，粟裕组织的韦岗伏击战，成了新四军对日寇的第一场胜仗。

　　抗日战争中，粟裕带领的第二支队和第二支队改编的第一师，成为新四军战斗力最强，战绩最辉煌的队伍。奇袭官陡门、车桥战役、高邮战役、“七保三仓”，“五保丰利”春季攻势作战，都成为了对日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典型战例。

　　抗日战争中，粟裕所部对江南江北的顽固派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一开始的黄桥决战，到后来的天目山战役，在最艰险的地带，粟裕用智慧包围了人民的抗日果实。

　　解放战争中，粟裕更是大放异彩，先是率领华中野战军打出了七战七捷的苏中战役，又在二战涟水中大量杀伤敌人，后来又率华东野战军先后发起了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泰蒙战役、孟良崮战役等，经历了南麻临朐战役后，粟裕分兵后带着华野西兵团先后打出沙土集战役和豫东战役，让中原形势大为改观。最后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也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解放战争中，不管敌我，大部分人都想不到，那个带着数百人在浙江打了四五年游击战的普通“营长”，会有这样的辉煌下半场吧？

　　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

　　朝鲜战争之前，新中国在国际上的态度是微不足道的，中国军队在西方国家眼里（也包括苏联）也是不值一提的。并且在很多中国人的眼里，解放军如果碰上美军，也是必败无疑。比如当时在功德林服刑的原国军高级将领们。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第七舰队公然开进台湾海峡。为此，新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批评美军这是“针对中国领土的武装入侵” 的行为。

　　然而美国根本不搭理中国政府的声明，当时的美国政府瞧不起中国人。

　　1950年9月15日，麦克阿瑟登上旗舰麦金利山号亲自督战，在美英两国三百多艘军舰和五百多架飞机掩护下，指挥美军第十军团成功登陆仁川，从朝鲜军队后方突袭，切断朝鲜半岛的蜂腰部一线，迅速夺回了仁川港和附近岛屿。

　　面对朝鲜战场形势的这一逆转，中国政府几乎每天都要通过广播警告美国“如果跨过三八线，中国就会出兵！”

　　然而面对警告，美国还是不搭理。

　　1950年10月3日凌晨，美军部队大规模越过三八线前，周恩来召见了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要他转告美国政府：“若美军跨过三八线，侵略北朝鲜，我们不会坐视不顾”。

　　这次警告，应该是中国政府的最后通牒了。

　　但是，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却认为，这不过是中国人故意虚张声势罢了，不予理会。

　　当时，美国不仅在经济力量上继续稳居世界第一，政治地位也远超英国，而且士兵也大多经历过二战洗礼，作战经验丰富，装备也是全球顶尖。美军是当时全世界唯一一支实现了几乎百分百配枪率的军队，就连勤务兵也均配备手枪。而当时的人民解放军，还没有自己的军工体系，只是一群背着“万国造”武器的军队。

　　自己的军队是武装到牙齿的精锐，而对手则是一群“叫花子”，这就是杜鲁门当时敢藐视中国政府最后通牒的底气。

　　1950年10月8日，看到警告无效，中央政府遂下达志愿军入朝命令。

　　既然警告无效，那就开打吧。

　　1950年10月19日，第38军率先从吉林集安渡鸭绿江，入朝作战。

　　1950年10月25日，第一次战役打响。

　　交战的当天，第40军第118师在北镇对联合国军发起突袭，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夺回了联合国军刚刚占领没几天的温井。

　　这一战，志愿军以班为单位的“三三制”战术，以及佯攻、奇袭、伪装、渗透、牵制、穿插、侧攻等纯轻步兵战术，把联合国军打蒙了，让他们感叹——没有任何重武器，仅靠轻步兵，居然还能这样打仗。

　　此后，尽管志愿军没有一架战斗机、没有一辆坦克，就连兵力相比联合国军，也没有什么优势可言。然而凭借高超的指挥艺术、基层官兵灵活的战术及顽强的作战意志，志愿军无论是对战对韩军，还是对战对美军，都取得了战斗的完胜。

　　在为期八个多月的运动战中，志愿军依靠着手中简陋的武器（苏联武器在第四次战役末期和第五次战役时才部分换装），硬是将当时世界上装备最好的军队又重新赶回了三八线附近。

　　1951年7月10日，经历了第五次战役的失利，志愿军同意与联合国军停火，双方坐到了谈判桌前。

　　然而还是老问题，美国根本瞧不起中国。为获得停战谈判的有利条件，联合国军和韩军在接下来的四个月内，分别发动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分别进攻朝军、志愿军驻守的西线和东线防线。

　　为了抵御进攻，志愿军从运动战转为了不太有利的阵地战。

　　为什么说不太有利呢？因为阵地战中双方战线相对是静止的，不会再有大规模穿插、分割等我军传统战术的发挥余地。而由于朝鲜战局的特殊性，也不允许我军使用运动式防御的歼敌手段，只能是尽可能寸土必争的顽强防御。在这种战争模式下，武器弹药及后勤物资，甚至于兵员的消耗量是惊人的。尤其是敌军具有绝对的空中优势和地面火力优势下，志愿军很被动。

　　不过尽管如此，志愿军最终还是扛下来了。

　　从1952年年底到1953年7月，美韩联军再也难以夺占我军任何阵地，即便其在进入1953年后的每一个月，美军都向志愿军阵地发射炮弹多达100万发以上，但也已无济于事。

　　而志愿军在抗住多次攻势，摸清楚了美韩联军套路后，慢慢开始反击，而且反击的规模还越来越大。

　　在1953年7月的金城战役中（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战），志愿军一战就撕开韩军四个师的防御纵深，极大地震慑了美韩联军。在他们眼中，虽然中国军队也会遇到逆势，但总是能转逆为顺，学习、总结能力惊人。

　　值得一提的是，金城战役是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唯一一次火力超过敌方的战役。在这之前的所有大型战役，志愿军的火力都不占优势。

　　1961年4月，美国介入越南战争。这一次中国再次警告美国“不许越过北纬17度线”。

　　而这一次，美国终于吸取了教训，不仅地面部队没超过十七度线，就连战斗机也设置了17度线提醒装置，生怕一不小心就飞过了。

　　由于有了这个警告，越南战争就成了美军的泥潭。17度线不能过，北越又灭不了。美军进进退退，陷入了拼消耗的尴尬局面。

　　一开始并不被看好，后来却一鸣惊人的当属伟大领袖主席。

　　在革命初期并不是核心的领导人。 论资历，陈独秀是党的先驱。论学历，张国焘是北大毕业，是五四远动的发起人之一。论留洋，周恩来、朱德、瞿秋白、李立三等都旅法或到莫斯科学习过。论背景，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项英等都有共产国际的支持。但最大的优点是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并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自从博古来到了 中央苏区，他执行的是王明路线，是受打击、排挤的对象，先是剥夺了的军事指挥权，让他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借批“罗明路线\"，矛头直接指向，质疑“山沟里能出马列主义？”。养病期间，门前冷落，连“鬼\"都不敢进门。

　　长征确定名单时，本来没有，让他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是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据理力争，博古无奈，才同意随军转移。

　　就是在决定红军、中国革命、党的命运的遵义会议上，凯丰也坚决不同意的正确主张，说：你并不比别人高明，你只是读了《孙子兵法》，按他来指挥打仗。当然，经过激烈的讨论、辩论，最后形成决议：推选为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由、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

　　遵义会议后，带领红军四渡赤水，夺泸定，渡金沙，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展现了他“用兵如神\"的军事战略和军事才能。

　　在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终于建立了新中国。

　　在中央苏区时期，随着各级干部在战斗中的频繁牺牲，很多人的升迁都是特别快的，尤其是有黄埔军校背景干部，在当时都被当成部队重点培养的军事干部，哪怕是一些本身能力一般的人，也比粟裕受到的重视要多很多。

　　在随十军团离开中央苏区之前，粟裕还最高级别的职务是师长，而且并不是一军团和三军团的主力部队的师长，而是在十二军这种次一等的部队任职。在被选中担任十军团参谋长的时候，粟裕的级别也还是只是师级干部，在当时苏区的师级干部中也不是特别出挑。

　　但从抗战开始，粟裕在新四军的干部中开始极速上升，先是在韦岗伏击战中首战告捷，打开了新四军抗战的歼敌账户。接着，在反顽斗争中指挥了黄桥决战，全歼来犯之敌，震动全国，从此声名鹊起，不仅在国军中声名大振，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也很轰动。

　　在皖南事变后，陈毅升任军长，粟裕担任一师师长，地位终于和红军时期远在他之上的罗炳辉，彭雪枫等人并驾齐驱了。尤其是大兵团指挥能力，受到中央的认可。因此，在抗战结束前，中央指定由粟裕率领三万人南下天目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在外围策应山东根据地的作战。

　　再接下来就是众所周知的了，从宿北战役到莱芜战役，到华野分兵之后又转入外线作战的豫东战役，仗越打越大，粟裕指挥的部队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一直到淮海战役中，如果用今天很多人说钟伟指挥了东总的逻辑来说，也可以说粟裕指挥了华野和中野两个战略集团，连中央都被调动起来了。原本中央心目中的偏师，终于以自己的战绩将自己变成了正兵。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恐怕就是李宗仁了。

　　谁都知道，李宗仁是民国时期最有名的军阀头子，也是很会打仗的将军。

　　著名的台儿庄大捷，就是李宗仁的杰作。

　　而李宗仁在抗战的第五战区担任司令官。

　　在长达6年时间，李宗仁对付了日军多次大规模攻势，力挽狂澜。

　　李宗仁的桂系军阀也是坚持最久的。

　　甚至蒋介石都被打到台湾了，桂系军阀还在广西坚持作战。

　　可见，李宗仁是非常有能力的军人和政治家。

　　然而，李宗仁曾经很失败。

　　他早年就读于临桂县（今临桂区）立两等小学，成绩非常差。

　　李宗仁回忆，他每次考试都是在及格线附近，有时候勉强及格，有时候就不及格。

　　因为成绩很不好，李宗仁读完小学以后就没有继续深造了，而是去桂林城省立公费纺织习艺厂当学徒。

　　正常来说，这个纺织学徒的工作很简单，基本谁都能干。

　　然而，李宗仁也是不能胜任。

　　学了大半年，最终李宗仁还是不能学会，只得放弃这份工作。

　　可见，李宗仁读书和做工都是很平庸的，甚至还不如普通人。

　　甚至，李宗仁也不是一个出色的低级军官。

　　李宗仁在1913年从广西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然而3年后才成为任滇军第四师第三十四团排长。这个速度太慢。

　　正常来说，见习军官进入军队实习半年最多1年，没有问题就会被提升为少尉。而李宗仁花费了3年。

　　又过了5年到1921年，李宗仁才担任少校营长。

　　从见习军官到少校营长，李宗仁花费了8年时间。就战争年代来说，这个速度确实非常慢。

　　说难听的，普通军人未必能够活过8年。打了8年仗不死，又是有文化的军校生，怎么也应该是个营长了。

　　然而，李宗仁却是一个优秀的高级军官。

　　可见，如果他这辈子不从军，可能就是一个潦倒的人。

　　如果他不能被人赏识成为高级军官，就可以是个平庸的营长了。

　　主席就是一开始并不被看好，后来却一鸣惊人的伟大人物。

　　原因是在那些人看来，就是一个“乡巴佬”、“土包子”，既没有上过名牌大学，也没有上过军校，更没有出过国门留过学。即使是懂一点马列主义，也是“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会打一点仗，也是照着《水浒》、《三国》、《孙子兵法》打的，根本就不懂现代战争。

　　然而，正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建立了领导的第一个工农革命武装根据地，成立了第一个苏维埃县政府，成了第一个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领导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走出了困境，领导中国的抗日斗争，领导人民军队推翻了资产阶级政府、建立了人民中国，领导志愿军抗击了美国、苏联及其联合国军，把中国建设成为工业化国家，让中国人民从此站立了起来。

　　你见过哪些一开始不被看好，后来却一鸣惊人的人物呢？

　　我在部队服役时，碰到一位刚入伍的新兵，他名叫王志高。入伍分到我们连队后，可以说整天挨连长和指导员的点名批评。他主要表现在军训当中太笨，动作太慢，还在军训中经常出事故。

　　连队的领导看他怎么也不顺眼，只好不让他参加连队的军训，重新把他按排当了连队的喂猪饲养员，每天当猪官给猪常在一起。

　　但是他不自卑、不恢心丧气，利用喂罢猪的空闲时间，他练习给军报写新闻报道，不断给军报投稿。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当兵两年后，在写作上大有成绩，他所写的通讯报道，不断在各级军报上刊登。

　　人怕出名，他这一出名，就被师首长借调到政治部宣传科，成了一名专业通讯报道员。到政治部工作三年后由于成绩突出，被上级破格提拔为干事。成为副营级军官。

　　在师政治部宣传科干了五年后，他又荣幸的升到北京军区政治部工作，从此他就成为了正团级专业军报记者，那时他才三十多岁。使战友们对他都刮目相看，也使我们对他的进步和待遇羡慕不已。

　　在周杰伦读中学的时候，他的英语老师许淑秋曾一度以为，面前的这个小孩儿，应该是个有学习障碍的“笨孩子”。

　　在当时，周杰伦的各门功课的成绩都不好，而且还经常挂科，即便是他对数学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但其成绩却依然离及格线，差了好大一截。

　　许老师后来曾回忆道：

　　“他脸上的表情很木讷，我刚开始以为他笨，这小子无法专心上数学、科学课，就连英文作业也荒废了。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孩子以后估计是没什么前途了，然而后来的发展，却证明了，当时的这个想法，确实是我的一个错觉。”

　　随后，在高中的联考之中，周杰伦考了100多分的糟烂成绩，而这个分数，也意味着大学这条路子，今后算是基本与他无缘了。

　　要知道，在当时的台湾社会之中，如果你没有上过大学，不学数学、科学、工程和计算机程序设计的话，日后想要过上体面的中产阶层生活，将会是相当的艰难。

　　随后，中学毕业后的周杰伦，开始在餐厅之内打工谋生，这个期间，年轻的周杰伦曾一度非常迷茫，因为他看不到任何的未来。

　　而且即便是当个餐馆的服务生、兼着驻唱弹琴，此时的周杰伦，表现却依旧不如人意。

　　在餐馆内，周杰伦曾不小心撞伤了手端热饭菜的服务员，导致对方被烫伤；在生活中，初尝爱情滋味的他，因为性格原因，不久旋即告吹，随后更是久久难以走出失恋的阴影。

　　当时，周杰伦身边的朋友们都觉得，这位小伙儿以后的人生，算是完了，他恐怕一辈子也难以摆脱，眼前这种浑浑噩噩的生活。

　　然而，即便很多人当时并不看好周杰伦，命运却最终依然向他投来了最幸运的一瞥。

　　1997年，在吴宗宪主持的一期《超级新人王》的节目之上，来了两位满怀憧憬的年轻人，然而，当这两个人刚一开始表演之时，一旁的吴宗宪，在内心就开始了疯狂地吐槽：

　　这俩人，弹琴的那么紧张，唱歌的嗓音就像乌鸦叫，就这水平，基本可以打道回府了。

　　正当吴宗宪已经判了两人“死刑”之后，他无意间看了一眼这个组合的乐谱，这一眼，却让吴宗宪意识到，面前的那个弹琴者，被队友坑得有多惨。

　　这个乐谱非常复杂，而且做得很棒，令吴宗宪看了一眼，便难以割舍。随后他走到了后台，找到了周杰伦。

　　此时的周杰伦已经接受了比赛失败的结果，正准备打道回府。

　　而吴宗宪的到来，最终改变了他的命运。

　　虽然吴宗宪很欣赏周杰伦的才华，不过这并不代表，吴宗宪对他的第一印象非常好。

　　后来，吴宗宪曾回忆到初次见到周杰伦的情况：

　　“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他很安静，很害羞，我以为他有些自闭。”

　　随后，吴宗宪签下了年仅18岁的周杰伦，让他自此开始专职写歌。

　　当时的周杰伦为吴宗宪、动力火车、许云茹等人写歌，他默默地在明星的背后，耕耘着，沉默着，他希望获得机会，却总是没有机会。

　　即便周杰伦的曲、词功底都不错，但在吴宗宪的眼中，当时的周杰伦想要走上幕前，依旧很难。

　　“我不认为他可以走到幕前，因为他长得并不帅。”

　　老板的定位，使得周杰伦的职场生涯一度蜷缩在幕后，没有丝毫显耀的可能，然而，一年半后，随着阿尔发出唱片公司的经营权易手，接手者杨峻荣却有着独到的眼光。

　　当时，周杰伦给杨峻荣弹了一首《可爱女人》，并告诉对方，这是自己利用闲暇时间写出来的。

　　当杨峻荣听完之后，他便兴奋地喊道：

　　“还等什么？你可以出第一张专辑了。”

　　与吴宗宪的眼光不同，当时的杨峻荣感觉到，眼前的这个才华横溢的小伙儿，他不同于那些生搬硬套的歌手们，具有平易的台湾本土文化气息，同时杨峻荣觉得在看脸的娱乐圈中，杀入一个另类，或许效果会更加出众。

　　2000年11月，一张名为《JAY》的音乐录影带，出现在了台湾的流行音乐市场之中，上面出现的名字让人感到陌生而又新奇——周杰伦。

　　当年，这个专辑狂销了30万张，也让人们彻底记住了这个与众不同的男孩儿。

　　当时的乐坛，四大天王的风头依然炽烈，而谢霆锋的影响力，更是无与伦比，谁都没有想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儿，最终会突然空降，驱散了面前的这片璀璨的星光。

　　一鸣惊人，出道便如同开挂一般。

　　二十岁出头，成为乐坛天王，周杰伦的璀璨星程，旋即开启。

　　多少年后，人们已经熟悉了身披星光的周杰伦，却很少有人记起，曾经那个一路之上，跌跌撞撞走来，不被众人看好的“笨小孩”。

　　在现代社会，如果一个男人直到42岁都没人看好，那么这个男人的事业基本上也就到终点了。

　　毛主席只是一个湖南湘潭农民的儿子，在看重家世，门第，学历的近代中国，会有人看好他才是奇怪的。

　　毛主席既不是秀才，也不是举人，更不是进士，家里没有什么为官为商的祖上，也不算什么大人物的女婿，在一巴掌就能扇到三个京官，一蹬腿就能踹到四个富商的北京城，有谁会看得起一个满口湖南土话的北漂族？

　　到北京这一年，毛主席已经24岁了，做了一个没人搭理的图书管理员。这就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个职员，现在一般的大学本科毕业生，走上社会也不一定会去做图书管理员。

　　北大的衮衮诸公根本没时间跟热情澎湃的毛主席探讨哲学问题，更包括来往北大的达官贵人，只有他的恩师杨昌济先生知道他是命世之才，还把女儿杨开慧嫁给他。

　　面对着怀疑，嘲笑，冷眼，排挤，暗算，毛主席带着红军一次次粉碎兵力和装备远胜红军的反动派的围剿，干着全中国风险最大，随时掉脑袋的事业一步步走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位置，结果又被一撸到底，这时候他已经40岁了。

　　40岁的男人，如果事业有成，一般都已经开着BBA，住起大平层或者小别墅，家里老婆孩子热炕头。结果毛主席除了老婆孩子，啥也没有，期间还生了大病，去瑞金的一个寺庙里住了一段时间。

　　事业受挫，郁郁不得志，不生病才怪。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眼看自己辛辛苦苦创立的苏区拱手让人，毛主席本来都不想参加长征，李德、博古也没打算带他一起长征，是周力劝李德、博古，又赶到毛主席住的庙里和他彻夜长谈，总算说服了毛主席一起出发。可以说，这也算是周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

　　长征开始，红军过湘江伤亡大半，八万六千人损失五万多人，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们意识到再这样下去红军要走上绝路，于是才有了遵义会议，这时毛主席已经42岁了。

　　人们常说遵义会议确定了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其实这话不准确，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以周，朱总司令在军事上负总责，当时，张闻天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在党内代替博古负总责，王稼祥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副主席。

　　而毛主席当时只是遵义会议增选的中央委员，在军事上协助周开展指挥工作。

　　1935年3月中央红军陈福村会议的决定是，以“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至于后来一鸣惊人的故事，就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战略机动的绝唱四渡赤水，使中央红军跳出了军队的包围圈，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而毛主席真正成为党和军队的核心领导人，还要等到三年后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而这时毛主席已经45岁了。

　　开始不被看好，后来却一鸣惊人的人物首推开国领袖！

　　在遵义会议以前，并没有进入过的核心领导层，一直被边缘化！

　　在党内还是有相当资历的，是党的“一大\"的参加者，也可以说是中国的创立者之一，但早期发展并不顺畅，在“一大”上，只做为书记员存在，也就是做记录的，“一大”三人组成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组织主任张国焘，宣传主任李达。“二大\"也没有进入中央局。“三大”暂短进入过中央局。“四大”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五人是中央局成员。“五大”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中央。“六大”苏兆征、向忠发、周恩来、项英、蔡和森为常委！

　　也就是“六大”之前，未进中央核心层。秋收起义后，开辟了井冈山道路，施行工农武装割据，是中共武装斗争的主要奠基人。但他的职务一直不高，最高职务是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主要是没有留洋特别是留苏的背景，共产国际并不认可，对有留苏背景的，特别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青睐有加，期间，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都担任过中共实际最高领导人！甚至中央从上海转到瑞金后，的职务一降再降，红一总政委被罢免。长征前，只担任了虚职的苏区中央政府主席一职！

　　“八七”会议后，中央有意将留在上海党中央工作，认为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农村，一心要搞武装斗争，去湘赣边界组织了秋收起义！一直到长征前，在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军队建设和政府组织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长征过程中特别是湘江血战后，红军和上层将领中更换中央领导的呼声愈发高涨，这时的才能和经验发挥了作用，遵义会议后，当选为常委，首次进入中央核心层，并在长征过程中，通过辗转腾挪，带领红一方面军躲过了军队的围追堵截，率先到达陕北。至此，基本确定了自己在的核心位置，六届六中会会以后（1939年12月），确立了名义上和实际上领导地位。1945年党的“七大”上，当选主席！

　　参加党的“一大”时，已经28岁了，这个年龄已经并不算年青了，从那时起，做为职业革命家，参加了国共合作，并在国民“一大”上当选执行委员，之后北伐战争、组织秋收起义、创建红色根据地和红色政权、五次反“围剿”、长征等。遵义会议时42岁，这时开始了真正的一鸣惊人。六届六中全会时46岁，党的“七大”时，5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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