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极好的问题。很值得我们认真探究一下。

　　天涯漂泊的苏东坡和杜甫，在面对故园的时候，为何会有完全不同的想法？苏东坡说管他什么地方，只要活的开心就是故乡，换一句话说，就是苏东坡可以很开心地接受漂泊，即使是远在天涯，他都能把天涯活成家园的样子。

　　而杜甫，一生也是四海为家四处漂泊流浪，他曾经说自己就是那孤独的沙鸥，永远漂泊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杜甫说“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时候，想必内心是极其悲凉的。杜甫一生的命运，似乎注定是漂泊无依，最后好像也是死在舟中。

　　苏东坡的遭遇，大概比杜甫好了一点。因为苏东坡起码没有忍受过一家人挨饿受冻的折磨。杜甫就很惨，除了投靠在四川成都的朋友严武，在成都浣花溪建起了几间草房的那段日子，其余的时间，杜甫一直在颠沛流离之中。

　　性格决定命运，价值观决定思想和行为方式。在宋朝，苏东坡算是比较悲惨的一个官员，他和他的弟子黄庭坚、秦观一样，动辄得咎，无论是新党王安石得势，还是旧党司马光上台，苏东坡和他的弟子总是被贬的命运。但在长期的被贬中，苏东坡把困苦的日子活成了诗歌，活成了书法，活成了千古名文，活成了诗书画词四绝的文艺大师。

　　他还成了美食家，成了幽默的段子手，成了歌女眼中的才子，成了和尚眼中的好朋友。苏东坡的大部分伟大的作品，都是在贬谪期间特别是在最苦难的黄州时期写出的。

　　我们可以说，无贬谪，不东坡。但是黄庭坚和秦观的境界就稍微差了点，特别是秦观，终日忧愁，被人称为是古今伤心人，以至于早逝，而黄庭坚虽然乐观一些，最终还是忧郁而死。

　　而苏东坡，面对苦难，总是该吃吃该喝喝，管他别人怎么说的态度，这种随遇而安随缘旷达的人生态度支持苏东坡熬过了多少个寂寞的日子，熬过了多少个生命的寒冬。

　　而杜甫，总是一副苦瓜脸，总是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要知道，杜甫做过最大的官，大概也就是相当于乡镇的科级干部而已，但是杜甫总是心怀天下，他总是幻想着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时候，他标准就是个流浪汉的工资，想着丞相的事的人。所以，杜甫的一生都很焦虑，都很累。

　　苏东坡的随遇而安，杜子美的焦虑不安，反映在两首不同的诗词中，两相对比，意味深长。

　　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其实，这是一首夸赞朋友女朋友的词，就是这样一首词，竟然写出了与天下人心有戚戚焉的千古名句——此心安处是吾乡。

　　柔奴是朋友的女朋友，天姿国色歌喉婉转，她陪同王定国去了天涯海角那当时连鸟都不拉屎的地方，但十年过去了，柔奴竟然越发年轻漂亮，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苏东坡最后说，原来柔奴有一个豁达的心，一颗随遇而安的心，她能把异乡当成是故乡，只要自己能心情平静的地方，哪里都是故乡。

　　这哪里是写柔奴啊，这就是苏东坡的自画像，因为，苏东坡同样经历过天涯孤旅漂泊的时光，苏东坡同样没有被苦难击倒，他同样乐观旷达，他同样是四海为家。

　　而杜甫的家园意识和儒家的建功立业的意识特别强，他渴望恢复祖上的荣光，渴望能得到机会，重新回到朝廷，虽然那个朝廷，在经历了安史之乱的蹂躏之后，已经变得千疮百孔，但杜甫依然痴心不改。对于杜甫来说，位于古老的秦地的长安，既是他的故乡，更是他的人生理想得以实现的地方。所以杜甫下定决心，无论什么困难，也要回到长安区，回到自己的理想启航的地方。所以杜甫在送给自己的好朋友的诗中写道：

　　我们不妨看看原诗吧：

　　奉送严公入朝十韵

　　鼎湖瞻望远，象阙宪章新。四海犹多难，中原忆旧臣。与时安反侧，自昔有经纶。

　　感激张天步，从容静塞尘。南图回羽翮，北极捧星辰。漏鼓还思昼，宫莺罢啭春。

　　空留玉帐术，愁杀锦城人。阁道通丹地，江潭隐白蘋。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

　　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

　　这首诗是写给自己的好朋友、小时的玩伴和长大后的恩人严武的。大致的意思是说：

　　朝廷的新皇帝征召你回去，四海之零仍然多难，朝廷思念你这位旧臣。你应时而起安抚君王的忧心，从早就具有治国的才能。你慷慨奋发壮大国运，从容地平定了西蜀的边争。如今要从蜀地返回京都，去朝廷辅佐新君。夜闻漏鼓盼望天明启程，计算着入朝应在宫莺罢啭的时辰。这里空留你的用兵之术，成都人民都愁苦万分。你将行经栈道进入朝廷，我仍在江边隐居有如白苹。这辈子哪能老于蜀地？如果不死一定要回到关中跟你一样效忠朝廷。你若能登上台辅之位，危机关头切莫顾惜自身！

　　在这首诗中，杜甫表达了对好朋友严武的希望，希望他回到京城之后，大展宏图，不要顾惜生命，为朝廷效力。接着说自己还在江湖漂泊，哪一天有机会，也要回到长安，言外之意是，你回去好好干，最好也把我调回去，好让我实现我的人生理想。

　　诗虽然写的豪壮，但仍然有一种无可奈何的，与苏东坡的那首词体现出来的轻松。旷达随缘自适的情绪，是完全不同的。

　　当然，我们不能说，苏东坡就是比杜甫高明，但是我们可以说，人生短短的一瞬中，苏东坡的大大咧咧的性格，带给了他五彩的幸福快乐的生活。

　　苏东坡身上儒道佛兼修的气质，让他无论在哪里都是故乡，无论遇到什么苦难，他都能淡然处之，因为，在苏东坡的眼里，神马都是浮云，因为，”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而杜甫，除了感叹自己”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之外，就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沉郁悲凉的性格，让他一生凄凉。

　　故乡无方所，只在自心中。随遇而安之苏

　　大学士，处处是他的故乡。是一种随缘不

　　变的高境界。

　　高明多了。苏东坡解决了有家不能归的人生痛苦，上升到哲学层面，瞬间跳出洪水的围困，精神飞升到白云之上。而杜甫，仍在急流中翻滚......

　　有个歌妓，名叫柔奴。

　　柔奴复姓宇文，为苏东坡的好朋友王巩所蓄。

　　王安石变法，苏东坡写诗发牢骚，表示反对。东坡当时虽然只是个刺史，但社会影响大，不镇住他新法弄不下去。于是苏轼被抓起来，关在御史台受审。御史台多柏树，柏上栖乌鸦，于是也叫乌台。东坡被抓，贬到黄州。他的朋友、学生和粉丝一同牵累，一大帮子都被贬得七零八落。这就是“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弄得风大雨大，连东坡也怕了，以为会被杀头，就给弟弟苏辙写了两首绝命诗。“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这句话可见当时他很惶恐。“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这一句以情动人，让皇帝都不忍杀他。当时，王安石虽然很顽固，对东坡的反对也是恨得很，但他还是个善良之人，只想变法立功，并不想要苏轼性命。于是，他对皇帝说，我朝不杀士大夫，就贬了他吧。于是，苏轼免了一死。

　　经此风浪，苏轼突然超脱淡定了许多，境界大升，文风大变。《赤壁赋》、《赤壁怀古》等黄钟大吕般的诗文诞生了，于是流传千古。

　　苏轼失火，殃及同门。其中一个受害最大，就是他的学生兼诗友王巩同志。王巩同志的官很小，叫秘书省正字，就是搞搞藏书校对。他被贬时罪名是私藏东坡诗词，并为东坡通风报信，看来当时还真弄得风声鹤唳了。

　　王巩被贬到了广西宾州，监盐酒。这个地方很蛮荒，偏远穷困，他在那儿呆了五年，才被召回京城。王巩因此付出了惨重代价，连儿子都病死在宾州。但是五年后，在回京途中，他再去黄州拜访东坡时，他的样子让东坡吃惊，他不仅没有憔悴，反而更加红光满面。问之，原来得益于他的红颜知己——歌妓柔奴。

　　东坡：这些年怎么过来的？

　　王巩：柔奴相伴，清歌皓齿，为我解闷，遂不觉艰难。

　　师徒相见，樽酒慰离颜。王巩唤出柔奴劝酒。

　　柔奴本京城人氏，随王巩迁往宾州。东坡问：广南凄苦，风土不好吧，习惯不？柔奴回答：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好一句此心安处是吾乡，柔奴一语折服东坡。这位本来苦闷的诗人大受感动，欣然提笔，写下了《定风波》，赞美柔奴：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此事之后的东坡，处境日艰，不断远谪，最后到了比宾州更为偏远的海南。但无论顺逆，东坡都襟怀磊落，快乐不改，泰然处之。也许，除了有朝云相伴，耳边还有柔奴的声音吧。

　　这两个句子如果从作者本意来讲，其实并不好比较。苏东坡的“此心安处是吾乡”出自《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这小哥啊，形如美玉雕琢，真是羡煞常人。老天爷都看着怜惜，赏了他一个俏丽绝美，肤如凝脂的美娇娘。人人都称赞这女娃歌声动听，红唇贝齿，妩媚柔美。风过处，她的歌声如飞雪漫天，将这炎热夏日都变得清凉。”

　　好一对玉人，男子丰神俊朗，女子色艺双绝。上片看下来，好像是一首艳词。其实这首词背后的故事即沉重又漫长，既悲伤又浪漫。好友王巩被苏轼“乌台诗案”连累，贬至广西宾州，去的时候家里的歌姬都散了，只有这个歌声动听的女子一直陪着她。

　　那时岭南是荒蛮瘴气之地，很多去了的就死在了贬所。像唐朝诗人宋之问贬到岭南，就自己偷偷跑回去了，官都不要了，命要紧。王巩在广西五年，儿子死在当地，自己也染了瘟疫，差点没命。苏轼一直为这个事情自责，王巩终于回了京城，便赶忙去探望。

　　“没想到啊，这两口子万里迢迢回来了，看上去却更年轻了！像当年一样笑容绽放，还带着大庾岭负雪梅花的清香。这真是万般不解啊。试探着问下，岭南的生活不大好吧？何以两位神仙容颜，更胜往昔？那温润的女子笑着说：我陪着他，心里安定。岁月静好，无处不是家乡。”

　　“此心安处是吾乡”倒也不是王巩侍人寓娘的原创，这句话出自白居易的《种桃杏》：但是能在问答中脱口而出，合情合景又回答妥当，这女子的才情也是极高的。

　　所以这句话的原意是无视艰险，与爱人相守即便是江河湖海亦往之的浪漫和长情。

　　但是咱们现在大都理解为随遇而安，岁月静好的修行，掺杂进佛家禅机的思辩，慢慢的有了鸡汤的味道。杜甫的“不死会归秦”出自排律《奉送严公入朝十韵》，这个排律有十句，挺长的，在这里讲篇幅太长，我们节选两句：

　　杜甫当时在忘年交严武身边，出任工部侍郎，算是他一生中最安逸的日子。这一年，唐肃宗驾崩，新皇帝继位，召成都地方大员严武入京。杜甫远送至绵阳，写下了五十字的排律送给严武。

　　整首诗高度赞扬了严武的功绩，也对他离开成都后自己的状况有了一些担心。这两句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你都走了，我岂能老死在蜀地？总有一天，我也会回京。”既有希望回京用事，为君主效力，也有希望再见到严武的意思。

　　相比之下，杜甫的这个句子倒是更加慷慨激昂，更加正能量一些。

　　但是现实中，苏轼和王巩是非常崇拜杜甫的，两人在流贬之中互通诗文，都是以杜甫的“一饭未尝忘君”来互相鼓励，安心流寓，伺机再起。并没有真正的“心安处即家乡”。

　　总而言之，苏轼的这句话在今天来说可以作为金句广泛使用，也更为流行。而杜甫的这句话，相对来说更适合需要打拼的人来激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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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句诗词背后是不同的人生寄托，没有高低之分。"此处心安是吾乡"是叶落归根思想影响的结果，但事与愿违，天涯漂泊，羁旅行人，在归乡而不可得、人世流转后锻造出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不死会归秦"是诗人深受忠君恋阙的儒家思想影响，归朝的强烈渴望，背后则是深深的政治抱负。

　　的好友王巩(字定国)因为受""牵连，被贬谪到地处岭南荒僻之地的宾州。王定国受贬时，其歌妓毅然随行到岭南。公元1083年(元丰六年)王巩北归，出（别名寓娘）为苏轼劝酒。问及岭南风土，答以"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听后，大受感动，作词《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赞赏：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上片写词人的朋友王定国外貌已是极好，老天更是垂怜，赐给了他寓娘作为陪伴。用第三人称视角夸赞寓娘人美、歌甜，风起时，那歌声如雪片飞过炎热的夏日使世界变得清凉。下片写寓娘从遥远的地方归来却看起来更年轻了，笑容依旧，笑颜里似乎还带着岭南梅花的清香，词人问他岭南的生活应该不好吧？寓娘却回答到："此处心安是吾乡"。

　　作为一首赠答词，此词并不难懂，整首词都十分平淡，偏偏末尾读来动人心弦，至广为流传。从全词结构视角来看，通篇皆以词人视角看来，道出，末句转为赠答人（寓娘）自言体，视角忽而一转，给人以清新流动之感，不至落入呆滞，跳出寻常赠答诗呆板的结构。从内容上看，岭南自古偏远，更兼气候湿热潮湿，多瘴气，是中原人心中的苦寒之地。苏轼问寓娘陪王定国贬去岭南，那里的生活应该不好吧，问的是实话，道的是实情。而寓娘却避之不答，说些虚无的道理——只要心安便是故乡，避之不答却比认真回答效果更好。歌姬是没有人身自由权的，依附于主人，可由主人任意转送、买卖。在漫长人生经历中，一个歌姬会经历多番流转，羁旅漂泊对他们来说本是平常事；传统士人在意的乡土，在她们成为歌姬时，已经渐行渐远成为前半生的一个符号，此后的人生再不由自己。对歌姬而言，乡土已经不可触及，现世的生活才是首当要紧的，所以有了心安处即故乡的随遇而安。而当寓娘说出心安处即故乡时，更多了几分忠诚与真心。忠诚、真心和美貌对于歌姬来说都是宝贵的东西，前两者是"彩云易散琉璃碎"一般的珍贵，以声色侍人的人有了忠诚与真心，在职业的反差下更显难得，由此形成这句词的张力。

　　诗词的创作是一个写眼前景、胸中意的过程，词人遣词造句的过程中也会倾注自己的心声，寓娘这句"此处心安即故乡"，也是苏轼在经历了归故山—归田园的苦苦追求后悟得的道理。

　　苏轼从19岁出蜀入仕后，除去因母丧、父丧回乡守孝的几年，余生几乎都漂泊在外。在外任官、被贬谪，过着长期漂泊、行踪不定的生活，故乡对于苏轼，除了传统的乡土观念带来的羁绊外，更因遥远的空间距离而具有了精神栖息地的意义。以被贬黄州为界，此前在诗词中，其思乡及渴望还乡的情怀常具体化为"归故山"。如"无可奈何新白发，不如归去旧青山"（《浣溪沙》、"苍颜华发，故山归计何时决"（《醉落魄》）。

　　然而归乡之梦越来越渺远，于是求归地点由归故山退而求其次，变为归田园——渴求像陶渊明一样的隐逸生活，不拘在哪里，有一片土地可供自己寄托就足以。他所求的田园具有牧歌化、理想化的色彩。被贬黄州后，担任团练副使，没有实际权力和工资供养自己，苏轼开垦种植了城东的数十亩营房废地（即东坡）。他谈及其耕种生活："某见在东坡，作陂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乐事。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与李公择十七首其九》）正是这种从未有过、像老农夫一样的躬耕经历，令苏轼在心理上走近了陶渊明，开始将自己当下的生活与陶潜的"守拙归园田"相提并论。

　　虽然苏轼极度将自己的谪居拿来类比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但实际上两人的田园在本质上有着一些不同。陶渊明是像"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一样，毅然辞官割断自己和现世的联系，主动回归田园寻找内心的平静，归隐的决心十分坚定，他的田园生活也更显本真。苏轼则是贬谪漂泊、归故山无望，被迫过起了躬耕南亩的生活，即他本人所说的"老境所迫，归计茫然，故所至求田问舍"（《与滕达道六十八首其三十五》）。由于是无奈回到田园，所以他对田园之乐的描述更多地带有自我劝慰与开解的意味，在体验田园的同时，心情又颇多矛盾与挣扎，作为"剑外思归客"的异乡感是一直或隐或显存在于其内心的。

　　苏轼心目中的田园并不是一个空泛意义的隐居处所，它非常质实地指向一些具体的前提，即田地的确实存在，并且最好是可解决二十余口人温饱的良田，这从苏轼乞居常州便可窥豹一斑。天真与实际在苏轼身上是并存的，这一点亦属正常人性，不必为先贤讳言。不过，苏轼一生实在太过飘荡沉浮，归故山纵然是遥远的梦想，连觅一个稳定安适的田园终老，也鲜少可能。苏轼并非一个习惯与享受飘泊的人，他一直在漂泊，又一直在渴望归去，其求归之地从故山退守至不拘于故乡、谪居地的田园，最后退无可退、归无可归，便只能是"此心安处是吾乡"了。

　　美学大师李泽厚说："中国人的外表是儒家，但内心永远是庄子。"每当社会动乱，知识精英受到迫害，道家及庄子就成了他们的心灵港湾。苏轼亦受庄子思想影响。庄子将个体生命纳入到整个自然、宇宙之中，相对宇宙大生命而言，人生如梦一般虚无与不真："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也，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庄子真实地懂得人生的短暂与渺小，人世之名利纷争都尤如梦幻，只有放弃对外物的追求，顺其自然才能不为外物所累，永保天真。

　　苏轼同样懂得这个道理。在人生如梦的思想影响下，苏轼时常有漂泊无依的感觉，自觉如孤鸿，不知所之："此生飘荡何时歇？"（《醉落魄·轻云微月》）"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临江仙·送钱穆父》）对人生的无附着状态的描述，在苏词中时有所见，他渴望找到一处安身立命之所。乌台诗案的打击和三年的流放生活，使他有了更多时间去思考人生的归宿问题，而在此期间大量阅读佛道书籍，与大批隐士的密切接触，则为他打开了一扇希望之门。在流放结束后的《定风波》中可见其一些所得。借歌柔奴之心胸，而寄遇自己随遇而安的旷达情怀。经历了" 此身是传舍，何外是吾乡"的苦苦追问之后，苏轼终于找到了生命的归宿："此心安处是吾乡"——像庄子一样随遇而安。

　　心安处即家乡的观点完全消解了家乡之所以为家乡的地理意义、宗族意义乃至文化意义，使"家乡"成为了一个内涵模糊、外延无限的概念，苏轼试图以此来消融并彻底根除自己的归去意识，从而对抗经年飘泊所致的无根感。既然"家乡"被置换为心安之地，而不再指向外界的具体处所，那么归故山或归田园就没有太大必要了。

　　再说说杜甫的自伤怀抱：烟尘绕阊阖，白首壮心违。

　　安史之乱后，杜甫初到成都，亲朋好友伸以援手给他修建草堂，但他的生活仍非常紧张。所幸有好友高适，时任彭州州牧，常常资助他。而另一位好友严武在成都任职，常常带着小队人马去杜甫的草堂拜访他，大部分时候携带了酒食资助杜甫，更举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让他在成都获得了暂时的安定。唐代宗继伟时，昭严武进京述致，杜甫送严武一直送到了绵州，写下一首《奉送严公入朝十韵》给严武：

　　鼎湖瞻望远，象阙宪章新。四海犹多难，中原忆旧臣。

　　与时安反侧，自昔有经纶。感激张天步，从容静塞尘。

　　南图回羽翮，北极捧星辰。漏鼓还思昼，宫莺罢啭春。

　　空留玉帐术，愁杀锦城人。阁道通丹地，江潭隐白蘋。

　　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

　　作为一首赠别诗，此诗赞扬严武回朝乃是众望所归，赞扬严文韬武略，在平叛收京镇守一方等方面均有杰出贡献，亦表明杜甫自己的态度：杜甫不愿一生终老蜀地，只要他不死，他终将回到长安（长安旧属秦地，故称"归秦"），他也希望如果将来有担任重要职位的机会，在国家危难面前友人不要吝惜自己生命而要挺身而出。

　　杜甫生活的后期，《忆昔》一类的作品很多写到他当年在长安进献三大礼赋及在朝时的光辉岁月，年老的诗人常因此自豪不已。虽然长安不是他的故乡，但他在长安久住十年以上，他的先祖杜预是长安人。在这里，留下了他当年积极进取的足迹；在这里，他一度实现了他的理想，心中的归属转化为现实中的长安城。长安作为一国之都，天子所在，在他的意识里，长安便成了君主与理想的代名词。回到长安就意味着回到了天子身边，回到长安就意味着回到了全国政治权力的中央，意味着他重新有了施展宏图辅佐君主平定天下的机会。杜甫想要回到长安的欲望是那么的浓烈，他的诗句里常常有归秦一类题材出现，如："心折此时无一寸，路迷何处见三秦。"（《冬至》"泊船悲喜后，款款话归秦。"（《喜观即到复题短篇二首》

　　杜甫是一个有很强归属意识的人，他充满对回归的渴望。从他携家离开长安开始，他在诗歌中提及自己，总是以"客"的身份。而他已经年暮衰老停在异乡时，对于长安和故土的思念始终未曾断绝。将杜甫的归属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家庭的归属，而杜甫是唐代诗人中少得的在诗歌中有大量篇幅表现对妻子的担忧挂念、对兄弟姐妹和故土的怀念。这种归属意识导致了他强烈的家庭责任感，即使是在安史之乱的动荡时期，他也未曾抛家弃子，奔赴在行，也是安顿好一家老小后。乾元二年他辞官之后，更是一直陪在家人身边，为供养家人奔波，或者携带家人一起避难。

　　家庭给了杜甫很大的安慰，但没有占据他精神生活的全部，对于长安和故土的思念未曾断绝，但二者归属的不可实现，使他在现实中困顿无依，心灵失去了歇憩的家园。这种彷徨无所依靠的状态，在诗歌创作中则是反复吟咏自己的不可得的孤独漂泊。

　　他为什么回不到故乡和长安呢？动乱的社会状况，漂泊的生活，年老体衰，都使杜甫无法实现这一夙愿。安史之乱结束后，地方军阀又乘时而起相互争夺地盘。杜甫本来依赖的友人严武病逝，只好离开成都，买舟南下，本想直达夔门，却因病缠身，在云安呆了三个月才到夔州。得到夔州都督照顾，他在此住了三年，这三年里生活依然很困苦，身体也不好。听说郭子仪收复大唐江山后，杜甫带着家人北上返乡，在湖南遭遇兵变、暴雨，一生渴望归乡的他，最后病死在归乡途上一条小船。

　　归属是社会人的一种普遍的心理意识，它既是一种物质需要又是一种精神需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归属指的是中国古代文人在精神层面上所寻求的依赖和归属。"他们要么仰天大笑出门去，要么鸟倦飞而知还，要么独怆然而涕下，无论狂喜、沉郁，还是悲怆，这种种情状都滋生于文人们对归属的追寻，他们总想在现实或理想的两个世界给自己定位，或居于庙堂之上，或处于江湖之远，或采菊东篱之下，或匿避梅妻鹤子之庐，而他们的喜与悲也都是由归与不归的差距而造就的。"（见第环宁《台湾文人的归属意识及文学的归属主题》）

　　而杜甫的归属意识，主要来自于他自幼背负的传统道德理想。传统道德理想，即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杜甫的祖先杜预曾为《左传》作注，祖父杜审言是初唐时期著名诗人，父亲杜闲曾任衮州司马、奉天县令，奉儒守官的家庭背景自幼就给他注入了儒学这一道精神支柱。"学而优则仕"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他们以辅佐君王，建功立业为人生最大的荣耀和最高尚的追求，以致"外在于人的以家庭和国家为中心的伦常体系才是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依据和人生指南，生命的意义就是皈依，成就这种价值伦常。"杜甫在长安呆了十年，虽不得重用，但忠君恋阙的理想信念已深深刻入骨中。后经安史之乱，亲眼目睹百姓离乱，饿殍遍地，儒家的忧国忧民情怀使杜甫更为深沉。"不死会归秦"是一句壮语，杜甫希冀以自己尚未年迈的血肉之躯再次承担起国家交予他的使命，用自己的绵薄之力辅助君王，是一位诗人最深沉的宣誓。

　　归乡是出于传统文化中"鸟飞返故乡，狐死必首丘"的叶落归根的思想，

　　而归朝则是对传统道德理想的自觉依附，它是文人精神上的归属。对归乡的渴求，表现为对父母兄妹的思念，对故乡的留恋以及对羁旅的厌倦。对归朝的渴求，对政治理想，即传统道德理想的执著，表现为叹年老而壮志未酬；对朝廷生活的怀念；回到帝都的强烈渴望——忧乱伤时的同时，诗人又何尝不是在自伤怀抱？

　　苏轼的归乡，在数遭贬谪后，故乡离他越来越远，叶落归根的思想，被随遇而安取代，故乡已成记忆中那轮遥不可及的明月，而人要活在现实的阳光中，只得把异乡当故乡地快乐生活着；杜甫的归朝，是理想的具体化，在儒家理想的支持下他从未放弃过归朝的想法，即使短暂地隐逸，他的内心也偶尔泛起痛苦的愁思，为自己不能回到长安而悲伤。归乡或者归朝，是风波中传统士人难以绕开的乡愁和追求，我们无法用简单的一句话去判断是非得失。（一往文学作者：萝莉粉丝饭）

　　个人认为杜甫的《奉送严公入朝》和苏子的《定风波，南海归增王定国侍人寓娘》各有千秋，只不过杜甫的这首格局大点而已，因咏的人和事不同。如果苏轼咏同样的人和事，我想其格局也不会小。

　　不论格局，单凭句子看两人用语都很精妙。

　　一个是消极百般，无可奈何之下的自我安慰

　　一个是功名不许，空有壮心之下的自我鼓励

　　哪一个高明？

　　此心安处是吾乡，试问一句，东坡心安了么？若是心安，何必当时还立下遗嘱，告诉儿子，生不挈棺，死不扶柩。

　　尽管这一句话是柔奴所说，可那仅仅是回京之后，朋友相聚之时的劝慰之言，岭南之地，百瘴之所，其生活贫苦可见一斑，偏偏还是谪贬之身，与背井离乡何异？唯有两人相互扶持，共渡难关，一起期盼早日回到长安。

　　所以，这一句话非常高明，可惜几乎没有人可以做到，柔奴做不到，东坡也做不到

　　相比之下，杜公的固执倒是让人钦佩

　　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我这一生哪能甘心老死在蜀中，只要不死，一定会重回关中，尽薪火之力。

　　这和杜公写给其它高官的诗一样，一如既住地絮絮叨叨，磨磨叽叽，看了让人头疼，却恨不起来。这就是一个傻傻的老头儿，被折磨成那个样子也痴心不改，心心念念地还是大唐。

　　百折不挠，九死不悔，从不隐藏自己的执念和热情。

　　这老头儿，真真是看不开，勘不破的迂腐之人！

　　可就是这种笨笨傻傻的蠢劲儿，让无数后人顶礼膜拜，长跪不起。

　　这两句诗相比来说，杜公更直接，更清澈，完全无视所有的苦难和悲伤，并且是真正的不在乎。但东坡和柔奴的那一句，多少有些口不对心，只是事情经历过之后的品味与感怀。

　　所以，不死会归秦，更高明！

　　因为真实！

　　东坡高明，因为苏轼被贬居黄州，也过了一段苦日子，后来带领家人在城东开垦了一片坡地，盖了草房，种上了庄稼补贴家用，日子逐渐好过了。又给自己取名东坡居士，苏东坡的东坡来源于此。既来之则安之，心安处便是东坡之家。

　　而杜甫，在成都也盖了草房子，(现在称杜甫草堂)还连温饱都没法解决，生活极度贫寒，水深火热的日子，使杜甫很是思念家乡。意思就是我死不了还是要回故乡长安去。

　　您能这样提问

　　说明您认真读了

　　但是，请您听我说完：

　　一，您为什么会说一个高明不高明呢？为什么要把不同情境下的诗来比个高下呢？苏东坡的“此心安处是吾乡”表达的是自己随遇而安，豁达的心境，可是你真的能知道他心中没有一些无奈么？杜甫的“不死会归秦”，是“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表达的是自己思念家乡和长安的心。

　　从诗句的表意而言苏东坡是豁达开朗，杜甫是思乡忧国。

　　二，您把一句诗句拆出来，不结合上下文，您不觉得您这样子读诗有些断章取义么？

　　三，再比如说都是写秋天，下面是完整的诗篇，您仔细品味下，有高下之分么？很多诗句实际上从真正读诗而言，高下之分是粗浅的认知吧。

　　刘禹锡写秋天是：

　　秋词

　　刘禹锡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而纳兰性德写秋天是：

　　木兰词·拟古决绝词柬友

　　纳兰性德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零铃终不怨。

　　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

　　您能说谁更高明么？

　　谢谢您读到这里，祝您学诗愉快。

　　都很高明哈！?

　　这是一个极好的问题。很值得我们认真探究一下。

　　天涯漂泊的苏东坡和杜甫，在面对故园的时候，为何会有完全不同的想法？苏东坡说管他什么地方，只要活的开心就是故乡，换一句话说，就是苏东坡可以很开心地接受漂泊，即使是远在天涯，他都能把天涯活成家园的样子。

　　而杜甫，一生也是四海为家四处漂泊流浪，他曾经说自己就是那孤独的沙鸥，永远漂泊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杜甫说“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时候，想必内心是极其悲凉的。杜甫一生的命运，似乎注定是漂泊无依，最后好像也是死在舟中。

　　苏东坡的遭遇，大概比杜甫好了一点。因为苏东坡起码没有忍受过一家人挨饿受冻的折磨。杜甫就很惨，除了投靠在四川成都的朋友严武，在成都浣花溪建起了几间草房的那段日子，其余的时间，杜甫一直在颠沛流离之中。

　　性格决定命运，价值观决定思想和行为方式。在宋朝，苏东坡算是比较悲惨的一个官员，他和他的弟子黄庭坚、秦观一样，动辄得咎，无论是新党王安石得势，还是旧党司马光上台，苏东坡和他的弟子总是被贬的命运。但在长期的被贬中，苏东坡把困苦的日子活成了诗歌，活成了书法，活成了千古名文，活成了诗书画词四绝的文艺大师。

　　他还成了美食家，成了幽默的段子手，成了歌女眼中的才子，成了和尚眼中的好朋友。苏东坡的大部分伟大的作品，都是在贬谪期间特别是在最苦难的黄州时期写出的。

　　我们可以说，无贬谪，不东坡。但是黄庭坚和秦观的境界就稍微差了点，特别是秦观，终日忧愁，被人称为是古今伤心人，以至于早逝，而黄庭坚虽然乐观一些，最终还是忧郁而死。

　　而苏东坡，面对苦难，总是该吃吃该喝喝，管他别人怎么说的态度，这种随遇而安随缘旷达的人生态度支持苏东坡熬过了多少个寂寞的日子，熬过了多少个生命的寒冬。

　　而杜甫，总是一副苦瓜脸，总是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要知道，杜甫做过最大的官，大概也就是相当于乡镇的科级干部而已，但是杜甫总是心怀天下，他总是幻想着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时候，他标准就是个流浪汉的工资，想着丞相的事的人。所以，杜甫的一生都很焦虑，都很累。

　　苏东坡的随遇而安，杜子美的焦虑不安，反映在两首不同的诗词中，两相对比，意味深长。

　　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其实，这是一首夸赞朋友女朋友的词，就是这样一首词，竟然写出了与天下人心有戚戚焉的千古名句——此心安处是吾乡。

　　柔奴是朋友的女朋友，天姿国色歌喉婉转，她陪同王定国去了天涯海角那当时连鸟都不拉屎的地方，但十年过去了，柔奴竟然越发年轻漂亮，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苏东坡最后说，原来柔奴有一个豁达的心，一颗随遇而安的心，她能把异乡当成是故乡，只要自己能心情平静的地方，哪里都是故乡。

　　这哪里是写柔奴啊，这就是苏东坡的自画像，因为，苏东坡同样经历过天涯孤旅漂泊的时光，苏东坡同样没有被苦难击倒，他同样乐观旷达，他同样是四海为家。

　　而杜甫的家园意识和儒家的建功立业的意识特别强，他渴望恢复祖上的荣光，渴望能得到机会，重新回到朝廷，虽然那个朝廷，在经历了安史之乱的蹂躏之后，已经变得千疮百孔，但杜甫依然痴心不改。对于杜甫来说，位于古老的秦地的长安，既是他的故乡，更是他的人生理想得以实现的地方。所以杜甫下定决心，无论什么困难，也要回到长安区，回到自己的理想启航的地方。所以杜甫在送给自己的好朋友的诗中写道：

　　不死会归秦！

　　我们不妨看看原诗吧：

　　奉送严公入朝十韵

　　鼎湖瞻望远，象阙宪章新。四海犹多难，中原忆旧臣。与时安反侧，自昔有经纶。

　　感激张天步，从容静塞尘。南图回羽翮，北极捧星辰。漏鼓还思昼，宫莺罢啭春。

　　空留玉帐术，愁杀锦城人。阁道通丹地，江潭隐白蘋。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

　　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

　　这首诗是写给自己的好朋友、小时的玩伴和长大后的恩人严武的。大致的意思是说：

　　朝廷的新皇帝征召你回去，四海之零仍然多难，朝廷思念你这位旧臣。你应时而起安抚君王的忧心，从早就具有治国的才能。你慷慨奋发壮大国运，从容地平定了西蜀的边争。如今要从蜀地返回京都，去朝廷辅佐新君。夜闻漏鼓盼望天明启程，计算着入朝应在宫莺罢啭的时辰。这里空留你的用兵之术，成都人民都愁苦万分。你将行经栈道进入朝廷，我仍在江边隐居有如白苹。这辈子哪能老于蜀地？如果不死一定要回到关中跟你一样效忠朝廷。你若能登上台辅之位，危机关头切莫顾惜自身！

　　在这首诗中，杜甫表达了对好朋友严武的希望，希望他回到京城之后，大展宏图，不要顾惜生命，为朝廷效力。接着说自己还在江湖漂泊，哪一天有机会，也要回到长安，言外之意是，你回去好好干，最好也把我调回去，好让我实现我的人生理想。

　　诗虽然写的豪壮，但仍然有一种无可奈何的，与苏东坡的那首词体现出来的轻松。旷达随缘自适的情绪，是完全不同的。

　　当然，我们不能说，苏东坡就是比杜甫高明，但是我们可以说，人生短短的一瞬中，苏东坡的大大咧咧的性格，带给了他五彩的幸福快乐的生活。

　　苏东坡身上儒道佛兼修的气质，让他无论在哪里都是故乡，无论遇到什么苦难，他都能淡然处之，因为，在苏东坡的眼里，神马都是浮云，因为，”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而杜甫，除了感叹自己”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之外，就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沉郁悲凉的性格，让他一生凄凉。

　　故乡无方所，只在自心中。随遇而安之苏

　　大学士，处处是他的故乡。是一种随缘不

　　变的高境界。

　　高明多了。苏东坡解决了有家不能归的人生痛苦，上升到哲学层面，瞬间跳出洪水的围困，精神飞升到白云之上。而杜甫，仍在急流中翻滚......

　　有个歌妓，名叫柔奴。

　　柔奴复姓宇文，为苏东坡的好朋友王巩所蓄。

　　王安石变法，苏东坡写诗发牢骚，表示反对。东坡当时虽然只是个刺史，但社会影响大，不镇住他新法弄不下去。于是苏轼被抓起来，关在御史台受审。御史台多柏树，柏上栖乌鸦，于是也叫乌台。东坡被抓，贬到黄州。他的朋友、学生和粉丝一同牵累，一大帮子都被贬得七零八落。这就是“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弄得风大雨大，连东坡也怕了，以为会被杀头，就给弟弟苏辙写了两首绝命诗。“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这句话可见当时他很惶恐。“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这一句以情动人，让皇帝都不忍杀他。当时，王安石虽然很顽固，对东坡的反对也是恨得很，但他还是个善良之人，只想变法立功，并不想要苏轼性命。于是，他对皇帝说，我朝不杀士大夫，就贬了他吧。于是，苏轼免了一死。

　　经此风浪，苏轼突然超脱淡定了许多，境界大升，文风大变。《赤壁赋》、《赤壁怀古》等黄钟大吕般的诗文诞生了，于是流传千古。

　　苏轼失火，殃及同门。其中一个受害最大，就是他的学生兼诗友王巩同志。王巩同志的官很小，叫秘书省正字，就是搞搞藏书校对。他被贬时罪名是私藏东坡诗词，并为东坡通风报信，看来当时还真弄得风声鹤唳了。

　　王巩被贬到了广西宾州，监盐酒。这个地方很蛮荒，偏远穷困，他在那儿呆了五年，才被召回京城。王巩因此付出了惨重代价，连儿子都病死在宾州。但是五年后，在回京途中，他再去黄州拜访东坡时，他的样子让东坡吃惊，他不仅没有憔悴，反而更加红光满面。问之，原来得益于他的红颜知己——歌妓柔奴。

　　东坡：这些年怎么过来的？

　　王巩：柔奴相伴，清歌皓齿，为我解闷，遂不觉艰难。

　　师徒相见，樽酒慰离颜。王巩唤出柔奴劝酒。

　　柔奴本京城人氏，随王巩迁往宾州。东坡问：广南凄苦，风土不好吧，习惯不？柔奴回答：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好一句此心安处是吾乡，柔奴一语折服东坡。这位本来苦闷的诗人大受感动，欣然提笔，写下了《定风波》，赞美柔奴：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此事之后的东坡，处境日艰，不断远谪，最后到了比宾州更为偏远的海南。但无论顺逆，东坡都襟怀磊落，快乐不改，泰然处之。也许，除了有朝云相伴，耳边还有柔奴的声音吧。

　　这两个句子如果从作者本意来讲，其实并不好比较。

　　“这小哥啊，形如美玉雕琢，真是羡煞常人。老天爷都看着怜惜，赏了他一个俏丽绝美，肤如凝脂的美娇娘。人人都称赞这女娃歌声动听，红唇贝齿，妩媚柔美。风过处，她的歌声如飞雪漫天，将这炎热夏日都变得清凉。”

　　好一对玉人，男子丰神俊朗，女子色艺双绝。上片看下来，好像是一首艳词。其实这首词背后的故事即沉重又漫长，既悲伤又浪漫。好友王巩被苏轼“乌台诗案”连累，贬至广西宾州，去的时候家里的歌姬都散了，只有这个歌声动听的女子一直陪着她。

　　那时岭南是荒蛮瘴气之地，很多去了的就死在了贬所。像唐朝诗人宋之问贬到岭南，就自己偷偷跑回去了，官都不要了，命要紧。王巩在广西五年，儿子死在当地，自己也染了瘟疫，差点没命。苏轼一直为这个事情自责，王巩终于回了京城，便赶忙去探望。

　　“没想到啊，这两口子万里迢迢回来了，看上去却更年轻了！像当年一样笑容绽放，还带着大庾岭负雪梅花的清香。这真是万般不解啊。试探着问下，岭南的生活不大好吧？何以两位神仙容颜，更胜往昔？那温润的女子笑着说：我陪着他，心里安定。岁月静好，无处不是家乡。”

　　“此心安处是吾乡”倒也不是王巩侍人寓娘的原创，这句话出自白居易的《种桃杏》：“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但是能在问答中脱口而出，合情合景又回答妥当，这女子的才情也是极高的。

　　所以这句话的原意是无视艰险，与爱人相守即便是江河湖海亦往之的浪漫和长情。

　　但是咱们现在大都理解为随遇而安，岁月静好的修行，掺杂进佛家禅机的思辩，慢慢的有了鸡汤的味道。

　　杜甫当时在忘年交严武身边，出任工部侍郎，算是他一生中最安逸的日子。这一年，唐肃宗驾崩，新皇帝继位，召成都地方大员严武入京。杜甫远送至绵阳，写下了五十字的排律送给严武。

　　整首诗高度赞扬了严武的功绩，也对他离开成都后自己的状况有了一些担心。这两句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你都走了，我岂能老死在蜀地？总有一天，我也会回京。”既有希望回京用事，为君主效力，也有希望再见到严武的意思。

　　相比之下，杜甫的这个句子倒是更加慷慨激昂，更加正能量一些。

　　但是现实中，苏轼和王巩是非常崇拜杜甫的，两人在流贬之中互通诗文，都是以杜甫的“一饭未尝忘君”来互相鼓励，安心流寓，伺机再起。并没有真正的“心安处即家乡”。

　　总而言之，苏轼的这句话在今天来说可以作为金句广泛使用，也更为流行。而杜甫的这句话，相对来说更适合需要打拼的人来激励自己。

　　一家之言，欢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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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句诗词背后是不同的人生寄托，没有高低之分。\"此处心安是吾乡\"是叶落归根思想影响的结果，但事与愿违，天涯漂泊，羁旅行人，在归乡而不可得、人世流转后锻造出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不死会归秦\"是诗人深受忠君恋阙的儒家思想影响，归朝的强烈渴望，背后则是深深的政治抱负。

　　的好友王巩(字定国)因为受\"\"牵连，被贬谪到地处岭南荒僻之地的宾州。王定国受贬时，其歌妓毅然随行到岭南。公元1083年(元丰六年)王巩北归，出（别名寓娘）为苏轼劝酒。问及岭南风土，答以\"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听后，大受感动，作词《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赞赏：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上片写词人的朋友王定国外貌已是极好，老天更是垂怜，赐给了他寓娘作为陪伴。用第三人称视角夸赞寓娘人美、歌甜，风起时，那歌声如雪片飞过炎热的夏日使世界变得清凉。下片写寓娘从遥远的地方归来却看起来更年轻了，笑容依旧，笑颜里似乎还带着岭南梅花的清香，词人问他岭南的生活应该不好吧？寓娘却回答到：\"此处心安是吾乡\"。

　　作为一首赠答词，此词并不难懂，整首词都十分平淡，偏偏末尾读来动人心弦，至广为流传。从全词结构视角来看，通篇皆以词人视角看来，道出，末句转为赠答人（寓娘）自言体，视角忽而一转，给人以清新流动之感，不至落入呆滞，跳出寻常赠答诗呆板的结构。从内容上看，岭南自古偏远，更兼气候湿热潮湿，多瘴气，是中原人心中的苦寒之地。苏轼问寓娘陪王定国贬去岭南，那里的生活应该不好吧，问的是实话，道的是实情。而寓娘却避之不答，说些虚无的道理——只要心安便是故乡，避之不答却比认真回答效果更好。歌姬是没有人身自由权的，依附于主人，可由主人任意转送、买卖。在漫长人生经历中，一个歌姬会经历多番流转，羁旅漂泊对他们来说本是平常事；传统士人在意的乡土，在她们成为歌姬时，已经渐行渐远成为前半生的一个符号，此后的人生再不由自己。对歌姬而言，乡土已经不可触及，现世的生活才是首当要紧的，所以有了心安处即故乡的随遇而安。而当寓娘说出心安处即故乡时，更多了几分忠诚与真心。忠诚、真心和美貌对于歌姬来说都是宝贵的东西，前两者是\"彩云易散琉璃碎\"一般的珍贵，以声色侍人的人有了忠诚与真心，在职业的反差下更显难得，由此形成这句词的张力。

　　诗词的创作是一个写眼前景、胸中意的过程，词人遣词造句的过程中也会倾注自己的心声，寓娘这句\"此处心安即故乡\"，也是苏轼在经历了归故山—归田园的苦苦追求后悟得的道理。

　　苏轼从19岁出蜀入仕后，除去因母丧、父丧回乡守孝的几年，余生几乎都漂泊在外。在外任官、被贬谪，过着长期漂泊、行踪不定的生活，故乡对于苏轼，除了传统的乡土观念带来的羁绊外，更因遥远的空间距离而具有了精神栖息地的意义。以被贬黄州为界，此前在诗词中，其思乡及渴望还乡的情怀常具体化为\"归故山\"。如\"无可奈何新白发，不如归去旧青山\"（《浣溪沙》、\"苍颜华发，故山归计何时决\"（《醉落魄》）。

　　然而归乡之梦越来越渺远，于是求归地点由归故山退而求其次，变为归田园——渴求像陶渊明一样的隐逸生活，不拘在哪里，有一片土地可供自己寄托就足以。他所求的田园具有牧歌化、理想化的色彩。被贬黄州后，担任团练副使，没有实际权力和工资供养自己，苏轼开垦种植了城东的数十亩营房废地（即东坡）。他谈及其耕种生活：\"某见在东坡，作陂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乐事。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与李公择十七首其九》）正是这种从未有过、像老农夫一样的躬耕经历，令苏轼在心理上走近了陶渊明，开始将自己当下的生活与陶潜的\"守拙归园田\"相提并论。

　　虽然苏轼极度将自己的谪居拿来类比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但实际上两人的田园在本质上有着一些不同。陶渊明是像\"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一样，毅然辞官割断自己和现世的联系，主动回归田园寻找内心的平静，归隐的决心十分坚定，他的田园生活也更显本真。苏轼则是贬谪漂泊、归故山无望，被迫过起了躬耕南亩的生活，即他本人所说的\"老境所迫，归计茫然，故所至求田问舍\"（《与滕达道六十八首其三十五》）。由于是无奈回到田园，所以他对田园之乐的描述更多地带有自我劝慰与开解的意味，在体验田园的同时，心情又颇多矛盾与挣扎，作为\"剑外思归客\"的异乡感是一直或隐或显存在于其内心的。

　　苏轼心目中的田园并不是一个空泛意义的隐居处所，它非常质实地指向一些具体的前提，即田地的确实存在，并且最好是可解决二十余口人温饱的良田，这从苏轼乞居常州便可窥豹一斑。天真与实际在苏轼身上是并存的，这一点亦属正常人性，不必为先贤讳言。不过，苏轼一生实在太过飘荡沉浮，归故山纵然是遥远的梦想，连觅一个稳定安适的田园终老，也鲜少可能。苏轼并非一个习惯与享受飘泊的人，他一直在漂泊，又一直在渴望归去，其求归之地从故山退守至不拘于故乡、谪居地的田园，最后退无可退、归无可归，便只能是\"此心安处是吾乡\"了。

　　美学大师李泽厚说：\"中国人的外表是儒家，但内心永远是庄子。\"每当社会动乱，知识精英受到迫害，道家及庄子就成了他们的心灵港湾。苏轼亦受庄子思想影响。庄子将个体生命纳入到整个自然、宇宙之中，相对宇宙大生命而言，人生如梦一般虚无与不真：\"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也，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庄子真实地懂得人生的短暂与渺小，人世之名利纷争都尤如梦幻，只有放弃对外物的追求，顺其自然才能不为外物所累，永保天真。

　　苏轼同样懂得这个道理。在人生如梦的思想影响下，苏轼时常有漂泊无依的感觉，自觉如孤鸿，不知所之：\"此生飘荡何时歇？\"（《醉落魄·轻云微月》）\"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临江仙·送钱穆父》）对人生的无附着状态的描述，在苏词中时有所见，他渴望找到一处安身立命之所。乌台诗案的打击和三年的流放生活，使他有了更多时间去思考人生的归宿问题，而在此期间大量阅读佛道书籍，与大批隐士的密切接触，则为他打开了一扇希望之门。在流放结束后的《定风波》中可见其一些所得。借歌柔奴之心胸，而寄遇自己随遇而安的旷达情怀。经历了\" 此身是传舍，何外是吾乡\"的苦苦追问之后，苏轼终于找到了生命的归宿：\"此心安处是吾乡\"——像庄子一样随遇而安。

　　心安处即家乡的观点完全消解了家乡之所以为家乡的地理意义、宗族意义乃至文化意义，使\"家乡\"成为了一个内涵模糊、外延无限的概念，苏轼试图以此来消融并彻底根除自己的归去意识，从而对抗经年飘泊所致的无根感。既然\"家乡\"被置换为心安之地，而不再指向外界的具体处所，那么归故山或归田园就没有太大必要了。

　　再说说杜甫的自伤怀抱：烟尘绕阊阖，白首壮心违。

　　安史之乱后，杜甫初到成都，亲朋好友伸以援手给他修建草堂，但他的生活仍非常紧张。所幸有好友高适，时任彭州州牧，常常资助他。而另一位好友严武在成都任职，常常带着小队人马去杜甫的草堂拜访他，大部分时候携带了酒食资助杜甫，更举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让他在成都获得了暂时的安定。唐代宗继伟时，昭严武进京述致，杜甫送严武一直送到了绵州，写下一首《奉送严公入朝十韵》给严武：

　　鼎湖瞻望远，象阙宪章新。四海犹多难，中原忆旧臣。

　　与时安反侧，自昔有经纶。感激张天步，从容静塞尘。

　　南图回羽翮，北极捧星辰。漏鼓还思昼，宫莺罢啭春。

　　空留玉帐术，愁杀锦城人。阁道通丹地，江潭隐白蘋。

　　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

　　作为一首赠别诗，此诗赞扬严武回朝乃是众望所归，赞扬严文韬武略，在平叛收京镇守一方等方面均有杰出贡献，亦表明杜甫自己的态度：杜甫不愿一生终老蜀地，只要他不死，他终将回到长安（长安旧属秦地，故称\"归秦\"），他也希望如果将来有担任重要职位的机会，在国家危难面前友人不要吝惜自己生命而要挺身而出。

　　杜甫生活的后期，《忆昔》一类的作品很多写到他当年在长安进献三大礼赋及在朝时的光辉岁月，年老的诗人常因此自豪不已。虽然长安不是他的故乡，但他在长安久住十年以上，他的先祖杜预是长安人。在这里，留下了他当年积极进取的足迹；在这里，他一度实现了他的理想，心中的归属转化为现实中的长安城。长安作为一国之都，天子所在，在他的意识里，长安便成了君主与理想的代名词。回到长安就意味着回到了天子身边，回到长安就意味着回到了全国政治权力的中央，意味着他重新有了施展宏图辅佐君主平定天下的机会。杜甫想要回到长安的欲望是那么的浓烈，他的诗句里常常有归秦一类题材出现，如：\"心折此时无一寸，路迷何处见三秦。\"（《冬至》\"泊船悲喜后，款款话归秦。\"（《喜观即到复题短篇二首》

　　杜甫是一个有很强归属意识的人，他充满对回归的渴望。从他携家离开长安开始，他在诗歌中提及自己，总是以\"客\"的身份。而他已经年暮衰老停在异乡时，对于长安和故土的思念始终未曾断绝。将杜甫的归属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家庭的归属，而杜甫是唐代诗人中少得的在诗歌中有大量篇幅表现对妻子的担忧挂念、对兄弟姐妹和故土的怀念。这种归属意识导致了他强烈的家庭责任感，即使是在安史之乱的动荡时期，他也未曾抛家弃子，奔赴在行，也是安顿好一家老小后。乾元二年他辞官之后，更是一直陪在家人身边，为供养家人奔波，或者携带家人一起避难。

　　家庭给了杜甫很大的安慰，但没有占据他精神生活的全部，对于长安和故土的思念未曾断绝，但二者归属的不可实现，使他在现实中困顿无依，心灵失去了歇憩的家园。这种彷徨无所依靠的状态，在诗歌创作中则是反复吟咏自己的不可得的孤独漂泊。

　　他为什么回不到故乡和长安呢？动乱的社会状况，漂泊的生活，年老体衰，都使杜甫无法实现这一夙愿。安史之乱结束后，地方军阀又乘时而起相互争夺地盘。杜甫本来依赖的友人严武病逝，只好离开成都，买舟南下，本想直达夔门，却因病缠身，在云安呆了三个月才到夔州。得到夔州都督照顾，他在此住了三年，这三年里生活依然很困苦，身体也不好。听说郭子仪收复大唐江山后，杜甫带着家人北上返乡，在湖南遭遇兵变、暴雨，一生渴望归乡的他，最后病死在归乡途上一条小船。

　　归属是社会人的一种普遍的心理意识，它既是一种物质需要又是一种精神需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归属指的是中国古代文人在精神层面上所寻求的依赖和归属。\"他们要么仰天大笑出门去，要么鸟倦飞而知还，要么独怆然而涕下，无论狂喜、沉郁，还是悲怆，这种种情状都滋生于文人们对归属的追寻，他们总想在现实或理想的两个世界给自己定位，或居于庙堂之上，或处于江湖之远，或采菊东篱之下，或匿避梅妻鹤子之庐，而他们的喜与悲也都是由归与不归的差距而造就的。\"（见第环宁《台湾文人的归属意识及文学的归属主题》）

　　而杜甫的归属意识，主要来自于他自幼背负的传统道德理想。传统道德理想，即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杜甫的祖先杜预曾为《左传》作注，祖父杜审言是初唐时期著名诗人，父亲杜闲曾任衮州司马、奉天县令，奉儒守官的家庭背景自幼就给他注入了儒学这一道精神支柱。\"学而优则仕\"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他们以辅佐君王，建功立业为人生最大的荣耀和最高尚的追求，以致\"外在于人的以家庭和国家为中心的伦常体系才是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依据和人生指南，生命的意义就是皈依，成就这种价值伦常。\"杜甫在长安呆了十年，虽不得重用，但忠君恋阙的理想信念已深深刻入骨中。后经安史之乱，亲眼目睹百姓离乱，饿殍遍地，儒家的忧国忧民情怀使杜甫更为深沉。\"不死会归秦\"是一句壮语，杜甫希冀以自己尚未年迈的血肉之躯再次承担起国家交予他的使命，用自己的绵薄之力辅助君王，是一位诗人最深沉的宣誓。

　　归乡是出于传统文化中\"鸟飞返故乡，狐死必首丘\"的叶落归根的思想，

　　而归朝则是对传统道德理想的自觉依附，它是文人精神上的归属。对归乡的渴求，表现为对父母兄妹的思念，对故乡的留恋以及对羁旅的厌倦。对归朝的渴求，对政治理想，即传统道德理想的执著，表现为叹年老而壮志未酬；对朝廷生活的怀念；回到帝都的强烈渴望——忧乱伤时的同时，诗人又何尝不是在自伤怀抱？

　　苏轼的归乡，在数遭贬谪后，故乡离他越来越远，叶落归根的思想，被随遇而安取代，故乡已成记忆中那轮遥不可及的明月，而人要活在现实的阳光中，只得把异乡当故乡地快乐生活着；杜甫的归朝，是理想的具体化，在儒家理想的支持下他从未放弃过归朝的想法，即使短暂地隐逸，他的内心也偶尔泛起痛苦的愁思，为自己不能回到长安而悲伤。归乡或者归朝，是风波中传统士人难以绕开的乡愁和追求，我们无法用简单的一句话去判断是非得失。（一往文学作者：萝莉粉丝饭）

　　个人认为杜甫的《奉送严公入朝》和苏子的《定风波，南海归增王定国侍人寓娘》各有千秋，只不过杜甫的这首格局大点而已，因咏的人和事不同。如果苏轼咏同样的人和事，我想其格局也不会小。

　　不论格局，单凭句子看两人用语都很精妙。

　　一个是消极百般，无可奈何之下的自我安慰

　　一个是功名不许，空有壮心之下的自我鼓励

　　哪一个高明？

　　此心安处是吾乡，试问一句，东坡心安了么？若是心安，何必当时还立下遗嘱，告诉儿子，生不挈棺，死不扶柩。

　　尽管这一句话是柔奴所说，可那仅仅是回京之后，朋友相聚之时的劝慰之言，岭南之地，百瘴之所，其生活贫苦可见一斑，偏偏还是谪贬之身，与背井离乡何异？唯有两人相互扶持，共渡难关，一起期盼早日回到长安。

　　所以，这一句话非常高明，可惜几乎没有人可以做到，柔奴做不到，东坡也做不到

　　相比之下，杜公的固执倒是让人钦佩

　　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我这一生哪能甘心老死在蜀中，只要不死，一定会重回关中，尽薪火之力。

　　这和杜公写给其它高官的诗一样，一如既住地絮絮叨叨，磨磨叽叽，看了让人头疼，却恨不起来。这就是一个傻傻的老头儿，被折磨成那个样子也痴心不改，心心念念地还是大唐。

　　百折不挠，九死不悔，从不隐藏自己的执念和热情。

　　这老头儿，真真是看不开，勘不破的迂腐之人！

　　可就是这种笨笨傻傻的蠢劲儿，让无数后人顶礼膜拜，长跪不起。

　　这两句诗相比来说，杜公更直接，更清澈，完全无视所有的苦难和悲伤，并且是真正的不在乎。但东坡和柔奴的那一句，多少有些口不对心，只是事情经历过之后的品味与感怀。

　　所以，不死会归秦，更高明！

　　因为真实！

　　东坡高明，因为苏轼被贬居黄州，也过了一段苦日子，后来带领家人在城东开垦了一片坡地，盖了草房，种上了庄稼补贴家用，日子逐渐好过了。又给自己取名东坡居士，苏东坡的东坡来源于此。既来之则安之，心安处便是东坡之家。

　　而杜甫，在成都也盖了草房子，(现在称杜甫草堂)还连温饱都没法解决，生活极度贫寒，水深火热的日子，使杜甫很是思念家乡。意思就是我死不了还是要回故乡长安去。

　　您能这样提问

　　说明您认真读了

　　但是，请您听我说完：

　　一，您为什么会说一个高明不高明呢？为什么要把不同情境下的诗来比个高下呢？苏东坡的“此心安处是吾乡”表达的是自己随遇而安，豁达的心境，可是你真的能知道他心中没有一些无奈么？杜甫的“不死会归秦”，是“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表达的是自己思念家乡和长安的心。

　　从诗句的表意而言苏东坡是豁达开朗，杜甫是思乡忧国。

　　二，您把一句诗句拆出来，不结合上下文，您不觉得您这样子读诗有些断章取义么？

　　三，再比如说都是写秋天，下面是完整的诗篇，您仔细品味下，有高下之分么？很多诗句实际上从真正读诗而言，高下之分是粗浅的认知吧。

　　刘禹锡写秋天是：

　　秋词

　　刘禹锡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而纳兰性德写秋天是：

　　木兰词·拟古决绝词柬友

　　纳兰性德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零铃终不怨。

　　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

　　您能说谁更高明么？

　　谢谢您读到这里，祝您学诗愉快。

　　都很高明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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