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真还说不上，有可能不是真实的作者本人，有可能借那个时代，那个故事，来烘托故事的“真实性”和“亲切感”。

　　莫言是讲故事的高手，不可能小说中的故事，以“我”来写，就是我本人或者我家里发生的事。

　　很多小说也都是以第一人称写法，你能说是就是他吗？阎连科、王小波用第一人称写，也不一定就是他的故事。

　　莫言的《捡馒头的父亲》，谁敢说就是他家的事？

　　那个年代，捡麦穗的事肯定是真实的。大多经历过这个年代的人，都可能经历过这事，可能生活在农村的都捡过麦穗。吃不饱的年代，在不要的集体地里捡麦穗，贴补家里粮食不足，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小脚的母亲也应该是真实的。他母亲出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还属于旧社会，多数家庭妇女应该思想还没有解放，还维系缠脚这一陋习。

　　集体地里看守麦地的人，也应该是真实的。看守麦地的人，应该是队里挑选那些思想好、表现进步的一些人，也是一些凶巴巴的人。他们严格看守还没说不要的麦地，即便麦子收割完了，但集体还没有复收，还没说不要，严格执行队里的要求，看守集体财产，应该给与肯定。队里选定一个“厉害人”看管，应该说是可以看的住集体财产。

　　看守麦地的人，素质高低就不一样了。高高在上、傲慢、不可一世，打着口哨等，也可能真实存在。

　　母亲挨打，也有可能是真实的。按道理来说，不要的地里捡麦穗，已经不会有人看管了。不要的地里捡麦穗怎么会挨打？但问题是有人看管，那么这个麦地到底要不要了？这个麦地可能还是集体的，还没说不要了，那么就是说这个麦地是不能捡麦穗。

　　老人、妇女、小脚和小孩，一个凶巴巴的看守人，打了老人，也许真的打了，捡了不该捡的麦穗；也许没有挨打，就是为了故事。看守麦地的人，不让你捡，可能还说了多次，可你非要捡。随后出现了打人事件。

　　我饿的没办法了，即便是偷，好像也是正常的。我们往往都是拿我都快饿死了，拿也好、偷也好，那又咋了？

　　按照莫言介绍的他的家庭情况，他家不会在还没说不要的集体麦地里捡麦穗。

　　我认为作者写的不是他家里的事。就是为了故事，为了故事的“真实性”和“亲切感”，是为了故事，制造的一种情节，也许那个年代几个人的事，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了。

　　是的，是作者本人，她是以我为主题写的捡麦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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