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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作为我国最负盛名的父子书法家，被后世合称“二王”，在古代书家的排序中，有“古之四贤”的说法，王氏父子就是其中二贤，占了一半。

　　历代关于二王父子水平的争论不断，以唐代为分界线，在东晋到唐的这段历史中，实际上王献之作为儿子，在书坛的地位曾经一度超越了父亲。

　　从影响力说古人对王献之的推崇超越其父

　　 梁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说：“张芝惊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

　　这是对四贤的评述，遣词颇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意思，王献之“冠世”的名声是对其水平和影响的综合评价，而对于张芝、钟繇、王羲之多是书法风格和书法技法的一种描述，由此可见，在唐前王献之的 影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爱好书法的帝王都是推崇王羲之的。

　　梁武帝萧衍就是王羲之的“头号粉丝”，当然我们也知道的唐太宗同样是推崇王羲之的。

　　梁代陶弘景曾在与梁武帝讨论书法的奏章中说：“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

　　固然有梁武帝极力推崇，但是在那个时代，人人都崇尚王献之，由此可见一斑。

　　从技法上说，王献之对王羲之有革新
 

　　唐代书论家张怀瓘的《书断》完整的记录了王献之劝王羲之独辟蹊径，创设新体的建议：
 

　　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合穷伪略之理，极草踪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

　　所以张怀瓘对王献之同样推崇备至，他称赞王献之“才高识远”。如果张怀瓘所言非虚，那么王羲之因破旧创新而得到的“书圣”地位，同样有王献之的功劳。

　　也就是说，书法“新体”是羲献父子一同创立的。

　　在技法领域，王羲之将古人用笔简化，以简化隶书用笔方式的“一搨直下法”取代过去的“篆籀绞转法”，王羲之的书法章法特点，是字与字之间的连带比较少，多数讲究单字的关系。

　　而王献之则是回到篆籀古法当中，以古法写写王羲之新体，另立面貌，王献之的作品被列入“神品”，在王羲之已经抵定地位的北宋，米芾曾经为王献之打抱不平：“子敬天真超逸，岂父可比!”。

　　既然王献之更为人所爱，为何父名大于子名
 

　　 我们都知道唐太宗李世民非常喜欢王羲之，留下了很多佳话，譬如“巧取兰亭序”，收集天下王羲之墨迹等等。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唐太宗的书法，赫然发现，他那么喜欢王羲之，书法却是在学王献之！

　　实际上整个唐代，崇尚大王而贬小王的情况比较盛行。

　　例如孙过庭在书谱中，就曾以“孝”的价值观将王羲之的书法水平抬高。

　　敬虽权以此辞折安所鉴，自称胜父，不亦过乎！且立身扬名，事资尊显，胜母之里，曾参不入。——《书谱》

　　以孝道的理念去看，王献之自己认为胜过他的父亲这种话当然是很过分的。

　　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子不如父更多是因为价值观的取向而导致的，实际上王献之明显的更受欢迎，也更多的为艺术家所称赞。

　　总结
 

　　 王献之超越其父总的来说有两个方面。

　　一是他技法上的突破。

　　另外一个就是王献之实际上整体受欢迎程度大过王羲之。不论唐前唐后，很多知名的书法家如唐太宗、米芾，名为学羲之，实学王献之。古人的这种心口不一，实际上也为我们的判断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说实在的，若论王献之如何超越了王羲之非常不容易，但是讲几句青出于蓝还是可以的。

　　谢邀！据一些资料记载，王献之是王羲之第七子。在书法方面主修草书和隶书。王献之之所以在书法上有所造诣，与王献之勤奋刻苦的练习分不开的，小时候，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说是有一天王献之在书房练习书法，凑巧王羲之回来，见儿子正在学习书法，王羲之见状很高兴，夸奖了儿子几句，并在儿子临摹练习作品中，写了一个“点”。王羲之离开书房后，王献之悄悄的把自己得意作品，让他的母亲观赏，也想获得他母亲的表扬。然而，他的母亲说满篇的临摹练习作品，只有王羲之随手写的“点”字，书写的不错。这件事对王献之的触动很大。之后，王献之练习书法更加刻苦了。几乎到了痴迷的状态，据说王献之新婚的时候，在睡觉时，还用手在他妻子的背上，练习一些字的书写方法。

　　当然王献之在书法艺术方面，不仅不守旧，而且有所创新，尤其是王献之的草书，润秀、自然、大气。传世草书墨宝有《鸭头丸帖》、《中秋贴》被书法界推崇备至。清朝乾隆皇帝将《中秋贴》收入《三希帖》。视为“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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