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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7月，对张自忠来说，是个超级难熬的夏天。

　　当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尽管战火已开，但作为守卫北平、天津地区的大部队，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对于与日本人的和解仍然抱着希望。在宋哲元看来，屯兵北平城下的日本人狼子野心；但另一方面，作为西北军余部的宋哲元也非常担心，蒋介石会趁机吞并他的部队，所以宋哲元对于是否死命抗日，心里始终抱着犹豫。

　　7月29日，宋哲元决定将驻守北平的二十九军主力全部南撤到保定，“以保存实力”，临走前，他让老部下、在1933年长城抗战中扬名全国的张自忠，接替秦德纯代理北平市长，与日本人进行“谈判周旋”。

　　临危受命的张自忠泪流满面，他对秦德纯说：

　　“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

　　此前一天的1937年7月28日，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已经在阻击日寇的作战中壮烈殉国，北平人民同仇敌忾，正期待着二十九军的将士们捍卫国土的时候，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却将军队主力悄悄撤出了北平，留下张自忠作为替罪羊看守北平。

　　▲张自忠。

　　第二天，1937年7月30日，北平市民们一觉醒来，才发现二十九军主力已经抛弃他们悄悄离开，街上到处是署名为代理北平市长的张自忠贴的安民告示，舆论大哗，人们纷纷将愤怒的矛头指向张自忠，认为张自忠已经叛国做了汉奸，一时间，“张逆自忠”成了全国人民愤怒声讨的对象，学生们更是组队，声称要捉拿“汉奸”张自忠。

　　时局危难，老部下们也心存疑惑，他们私底下问张自忠：

　　“现在舆论对你抨击，国人对你唾骂，连我们都不知道你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看到部下们也疑虑重重后，张自忠沉默了很久，然后才严肃地说：

　　“成功成仁，将来一定有好机会的···把我张自忠的骨头轧成碎粉，用化学分析分析，看有一点汉奸气味没有？”

　　1937年的中国，到处萌动着愤怒的气息。

　　在爱国的人们看来，只有不顾一切的铁血出击，才是一位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所以，当忍辱折冲的张自忠奋力维持着北平危局时，无数的辱骂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由于二十九军主力已经撤出北平，所以日本军队得以轻松进占这座古都，大家都觉得，北平沦陷，就是“大汉奸”张自忠搞的鬼。

　　对于一位将军来说，与被敌人杀死相比，被国人的辱骂和误解，是更加难以忍受的痛苦和煎熬。

　　历经辗转曲折后，1937年9月初，张自忠化装悄悄离开北平，随后南下向蒋介石汇报了北平战守的经过，通晓事况经过的蒋介石，随后安慰了张自忠，并任命他回到原部队、出任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的老部将董升堂回忆说，当时张自忠见到一帮老部下后，大家百感交集，不禁痛哭一场，面对这支他亲自训练出来的部队官兵，张自忠痛哭失声说：

　　“我今日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乃与大家共寻死所！”

　　在张自忠看来，只有死，才能洗刷世人对他的误解，一位不惜此身精忠报国的将军，决定要以死，来捍卫自己的名誉。

　　这位早在1933年，就在喜峰口下与日寇血战厮杀、一战成名的将军，原本是位家境优渥的公子哥。

　　1891年，张自忠出生于山东临清一个官宦家庭，他的父亲张树桂曾任江苏省赣榆县知县，在清末民初的乱世中，这位县令之子出身的公子哥，有着一颗不安分的心，他从小就看着《三国演义》、《说岳精忠传》等古籍成长，对于关羽、岳飞等英雄崇拜至深。

　　看到时局动荡、民族危亡，1914年，23岁的张自忠跟着几个同学一起，投奔在东北新民屯新练陆军第二十师三十九旅团长车震，要求入伍、从军报国。车震与张自忠都是山东临清人，在车震看来，张自忠等人都是富家子弟，他担心他们受不了苦，于是将张自忠等人留住几日后，给了些路费，想劝张自忠回家另谋工作。

　　没想到张自忠却死活不肯离开，他说，时局危亡，希望以从军来报效祖国，他最终留了下来，这位县令的儿子、公子哥，从一个最底层的士兵开始，一步步开始了军旅生涯。

　　日后，老长官冯玉祥回忆起张自忠，很感慨地说：

　　“他虽是家境很好，又是学生出身，却一点没有那种浮华奢侈的习气，在军中同大兵过着一样的生活，吃的坏、穿的坏、上操、上讲堂、抬土、挑砖，一切大兵能做的事，他都能做。”

　　▲张自忠出身优渥，父亲曾是县令。

　　从1914年开始，张自忠从最底层的士兵做起，逐渐升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此后又协助冯玉祥训练军队，以治军严格、号令严明著称，由于号令严酷，张自忠也被士兵们称为“张扒皮”。

　　1929年，张自忠升任西北军第六师师长，有一次一个营长侵吞士兵经费，张自忠查实后，立即集合全师干部，当众杖打了这个营长200军棍，并撤职镣押，他斥责这个营长说：“钱是爹，爹是王八蛋，见了钱连爹都不要了！你今天喝兵的血，明天兵就要吃你的肉！”

　　尽管治军严酷，但张自忠对士兵却非常关心亲善，他经常在深夜巡视士兵寝室，帮士兵盖被子，每逢星期天，他还经常拿钱和吃喝的物品，给军队里受伤的士兵；平日里，他和士兵们穿着一样的军服，吃着一样的大锅饭，从来不开小灶，也推着一样的小平头。

　　为了磨练部队意志，他甚至在冰天雪地里自己带头脱掉大衣，并要士兵们也跟着他一起进行雪地行军训练，也因此，张自忠的部队以“将不畏死，兵不惜命”而著称，在抗战中更是奋勇杀敌、从不畏缩。

　　对于这位战斗勇猛的将军，士兵们感念至深，就在张自忠牺牲四年后，1944年，《新华日报》记者牛信到张自忠所在部队采访，一名迫击炮手回忆说，有一次战斗期间，下起倾盆大雨，战壕里到处是积水，“先总司令（张自忠）来了，叫我们攻击，班长稍微有点迟慢，他生气了，也不打，也不骂，你知道吧，先总司令是大个子，很有劲，他抱着迫击炮筒冲上去，说‘看吧，看我打！’大家全忘了命，跟他冲上去啦！我想，全国的总司令，恐怕很少有他这样的吧？”

　　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他浴血奋战在喜峰口上，身先士卒，对于他来说，从他放弃优渥的生活、选择从军报国开始，生命，从来就已置之度外，所以，他最爱惜的就是名誉。

　　一位不惜以死报国的将军，怎么能忍受，世人对他的误解、辱骂和诬陷？

　　我们总是谴责为富不仁，但实际上回顾一部民国史，无数的富家公子为了祖国浴血沙场，从民国“国防部长”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儿子张锡怙，王光美的哥哥王光复，到出身合肥超级富豪人家的金英——在那个国难当头的年代，这些出身优越的中国中上阶层的富家子弟，并没有因为优渥的生活而放弃奔赴国难，而是选择了与祖国患难与共。

　　在这方面，作为县令之子的张自忠，是民国的至佳典范。

　　北平沦陷后，张自忠返回部队参加抗日战争，对自己的老部下，张自忠说：

　　“无论什么部队都可以打败仗，独我张自忠的部队，是不能打败仗的。我的冤枉，只有一拼与死，拿真实的战绩，才能洗白干净。”

　　可以说，从1937年起，他就认为自己已经“死”了，他时时以死勉励自己洗白世人对他的冤屈，这是英雄的忠义使然，也是英雄的悲剧使然。

　　返回部队后，张自忠随后率领部队不停参加抗战，先是在1938年的临沂战役中率部驰援友军，一天疾驰180里，在鏖战七昼夜后、最终击溃日军，为国军主力随后进行的台儿庄大捷奠定了基础。

　　在取得台儿庄大捷后，国军主力又迅速转移，张自忠所部负责殿后，他且战且走，自己则坚持走在部队的最后面，当时营长以上的军官都配有战马，张自忠命令将自己的战马以及所有军官的战马全部腾出来载运伤兵和物资，他自己作为军长则一路徒步行军，乃至脚破血流，都坚持不骑马、不坐车。

　　董升堂回忆，1938年徐州会战中，张自忠让军队先行绕过日寇占领区，当时大军已经先行通过，日寇的坦克追击在后，距离张自忠仅有100多米远，张自忠却仍然不肯撤退，坚持在公路壕沟旁边指挥手枪队，准备用炸弹炸毁敌人坦克。

　　1939年，张自忠在鄂西钟祥战役中，面对日军三个师团的来袭，又大破日军于田家集，击毙日寇2名联队长，击伤敌军1名旅团长，致使日寇狼狈溃逃，为国军赢得鄂北大捷。

　　当时，张自忠已升任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属下有多支部队与他原先并非旧部，在民国那种中央军与军阀部队并列、大家相互猜疑的年代里，张自忠每次打仗，却坚持将自己的子弟兵安排在最前线进行冲杀，自己则坚持上最前线领兵打仗，鄂西大战中战况最激烈时，他所在的司令部的瓦房瓦片，都被日军的炮弹所震碎，张自忠却坚持不下火线、死守在第一线指挥作战。

　　当时，日本人的炮弹在张自忠指挥所附近不断爆炸，日军飞机不断低飞扫射，张自忠却仍然坚持不退，随军的苏联顾问很感慨地说，“欧洲战争那么激烈，但像你这样，总司令亲自跑到敌人炮弹射程内进行指挥的，我都没有听说过。”

　　从1914年从军，从一名最底层的士兵做起，到1939年，他已经做到了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就在他战死的前一年，1939年，张自忠返回重庆述职，在重庆期间，他特地去探望了他的老长官、西北军的创始人冯玉祥。当时，在此前与蒋介石的中原大战落败后，冯玉祥便已在军队中失势赋闲，但张自忠并不避讳，仍然前往探望老长官。

　　在民国那个乱世中，他始终坚信忠义，对已经被剥夺兵权的老长官冯玉祥非常敬重。当时，冯玉祥的西北军早已瓦解，但蒋介石对冯玉祥仍然非常提防，并不赋予老冯实权，在这种备受猜忌的氛围里，张自忠却仍然坚持前往拜访老长官。

　　▲张自忠殉国后，老长官冯玉祥亲自为他题写了墓碑。

　　1940年张自忠牺牲后，冯玉祥回忆起了他跟张自忠的这次会面。冯玉祥回忆说，交谈结束后，张自忠本已告辞，突然张自忠又折返回来，在冯玉祥面前跪了下来，重重地磕了一个响头，张自忠习惯叫冯玉祥“先生”，即使冯玉祥失势后，张自忠当时已身为国军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他也仍然流着眼泪如此称呼道：

　　“先生，不管枪不如人，炮不如人，人不如人，我总要拼命的干一场，作一个榜样给人看。看我一定尽我所有的力量，报效国家，不给先生丢脸。活着我也要活一个样子，死也要死个样子。我觉得我越走越光明。先生你看着，我一定要这么办。”

　　跪在冯玉祥面前，张自忠当时泪流满面，这也让冯玉祥感叹不已，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也是他与张自忠的：永诀。

　　1940年5月，将军生命中的最后一战，在意料之外、在意料之中，终于到来了。

　　当时，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退守重庆，日军为了进攻重庆，从1939年开始便连续进攻襄阳、鄂西一带；1940年5月，日军为了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运输线，集结30万大军，发动了枣宜战役。

　　为了捍卫陪都重庆，捍卫中华民族最后的阵地，5月7日，张自忠亲自带领部队东渡襄河，主动率军出击日军。

　　出发前，5月1日，张自忠亲笔给三十三集团军的各部队和将领写信说：

　　“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最后一战前，张自忠写给同僚的遗书。

　　5月6日夜，就在带军临行出发前，张自忠特地写了封信给了他的老战友、三十三集团军的副总司令、兼77军军长的冯治安：

　　“仰之吾弟如晤：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D（师）、179D（师）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

　　若与179 D（师）、38 D（师）取不上联络，即带马师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

　　以上，就是张自忠留下的最后两封书信，而这，也成了他的遗书。

　　5月7日，尽管李宗仁等人劝说张自忠留居后方指挥，但迫于日军推进迅速、形势危急，张自忠仍然决定亲帅手下仅有的2000多士兵主动出击日寇，作为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始终率领部队不断推前，主动寻找机会歼敌，并一次次拒绝了上级和属下要求他回退后方的建议。

　　张自忠离死亡，越来越近，但他始终未曾退缩。

　　78年前的今天：1940年5月16日，是张自忠生命的最后一天。

　　当时，日军从截获的电报和国军俘虏口中，获悉国军有高级将领正在南瓜店一带指挥作战，随后，日军调集飞机和重兵，猛烈轰炸国军阵地，而三十三集团军属下的七十四师主力也受到很大损失，弹药即将耗尽，部队随即电话询问张自忠可否先行退却，张自忠马上回答道：

　　“现在到了生死存亡之际，正是军人杀敌报国之时，子弹打完了，要用刺刀杀，刺刀断了，要用拳头打，用牙齿咬。”

　　张自忠誓死不退，并要求部队坚守阵地阻击日军。

　　1940年5月16日上午11时许，三十三集团军的警卫团阵地被日军突破，张自忠右臂也中弹受伤，但他仍坚持来回巡视进行现场督战，千钧一发之际，部下们火速建议张自忠迅速撤退，都被张自忠严词拒绝。

　　激战到中午时，国军三十三集团军左右两翼的两个团兵力相继被击溃，日军已对司令部形成了三面合围。

　　当时，张自忠手下的2000多官兵已几乎全部战亡，他身边仅剩下几十名警卫人员，由于张自忠平日对待官兵非常宽厚，因此即使到了最危难的时刻，将士们也仍然誓死保卫着他，并一面高喊：“司令快走，司令快走！”这更加引起了日寇的注意，加紧了围攻。尽管仍有最后一面山路可退，可张自忠依然坚持正面抗击日军，誓死不离战场。

　　当时，日军集中炮兵，直接朝着张自忠的指挥阵地疯狂炮击，炮弹如雨点般落在张自忠前后左右，张自忠的随从副官贾玉彬阵亡，参谋处处长吴光辽两腿也受了重伤，就在这种危急时刻，张自忠一面命令幕僚们赶紧散开，他本人则誓死不退，一直在散兵线上往返来回督战。

　　1940年5月16日下午3时左右，左右夹击的日军已逼近到距离张自忠只有四五百米，在这种情况下，张自忠命令身边剩余的最后十几名手枪队队员全部冲上去，与日军展开了贴身肉搏战。在肉搏战前，张自忠的高级参谋张敬说：

　　“身死名垂乃军人殊事，今日愿与张公共存亡！”

　　张敬呐喊着高呼：“不怕死的跟我上！”然后带着最后剩余的十几名国军将士，一起冲向日军，最终全部壮烈殉国。

　　当时，张自忠全身已多处受伤，他的右胸被日寇的子弹洞穿、血如泉涌，日军疯狂围拢过来，张自忠的副官马孝堂，也陪伴张自忠将军，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被日军连刺带砍了九刀，脑壳都被砍开、脑膜外露的情况下，勇毅的马孝堂仍然坚持存活了数日，临死前，马孝堂向后来救助他的国军官兵们，讲述了张自忠生命的最后时刻。

　　这是1940年5月16日下午，湖北襄阳南瓜店、十里长山战场上：

　　“总司令（张自忠）猛然前扑，旋又立起，右肩后流血了！很显然是被炮弹碎片炸伤了。与此同时，参谋处吴处长也受伤了。到了十里长山，（张自忠）还在指挥，接着左臂也在流血！但是总司令仍然站在那里，怒目圆睁，大声呼喊着，指挥着。

　　他的腿上也流了血，血湿透了袜脚。我见总司令突然向后一歪，右胸就往外喷血，总司令脱了上衣军装，让我给他裹伤。血如泉涌，溅上了我的脸和全身。我刚包扎完伤口，敌人就一窝蜂上来了！总司令命我快走开，还说，我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心里都平安····”

　　张自忠当时身上已多处子弹伤、炮弹伤，右胸更是被子弹击穿血如泉涌。他被子弹的冲击力击倒在地，全身血迹，然而就在日寇逼近他时，张自忠仍然爆发出了生命中的最后气力，一跃而起，试图与日寇做最后一战。

　　对于张自忠将军生命中，这无比勇毅的最后一刻，侵华日军在《231联队史》中也进行了记载：

　　“第四分队的藤冈一等兵，是冲锋队伍中的一把尖刀，他端着刺刀向敌方最高指挥官模样的大身材军官冲去，此人从血泊中猛站起来，眼睛死死盯住藤冈。当冲到距这个大身材军官只有不到三米的距离时，藤冈一等兵从他射出来的眼光中，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威严，竟不由自主地愣在了原地。

　　这时背后响起了枪声，第三中队长堂野射出了一颗子弹，命中了这个军官的头部。他的脸上微微出现了难受的表情。

　　与此同时，藤冈一等兵像是被枪声惊醒，也狠心起来，倾全身之力，举起刺刀，向高大的身躯深深扎去。在这一刺之下，这个高大身躯再也支持不住，像山体倒塌似的轰然倒地。”

　　将军壮烈殉国。

　　事后，日本人检视张自忠的尸体，才发现这位亲自带兵作战的集团军总司令，身上竟然有多达8处伤口：其中2处炮弹伤，5处枪弹伤，和1处刺刀伤。其中右肩、右腿为炮弹伤，腹部刺刀伤，左臂、左肋骨、右胸、右腹、右额各中一弹。

　　将军，为了这个他挚爱的国家和民族，战斗到了最后一刻，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张自忠牺牲后，日军士兵感觉到这个“临死前还猛站起来、混血是血的大个子军官”可能来历不凡，随后他们从张自忠身上，搜出了一把刻着“张自忠”三个字的钢笔。可他们仍然不敢相信，这竟然会是一位敌军的总司令。

　　战斗结束后，日军231联队长横山武彦随即命令，将张自忠遗体用担架抬往战场以北20余里的陈家集，随后由与张自忠相识的师团参谋长专田盛寿亲自核验。日军资料记载：

　　“专田盛寿举着蜡烛久久注视张自忠的面颊，突然悲戚地说，‘没有错，确为张君。’在场者先是欢呼，继而是一阵鸦雀无声的肃穆。”

　　对于这位敌军的高级将领，日本人也给予了张自忠盛重的敬意。随后日军39师团长官村上启作命令军医，用酒精把张自忠的遗体擦洗干净，然后命人从战场附近的木匠铺里，为张自忠赶制了一口棺材入殓，并葬在十里长山的陈家祠堂后面的一个土坡上，坟上立一墓碑，上书：

　　“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张自忠牺牲的当天深夜，日军设在湖北汉口的广播电台中断正常广播，插播了张自忠阵亡的消息，并称：“我皇军第三十九师团官兵在荒凉的战场上，对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奉上了最虔诚的崇敬的默祷，并将遗骸庄重收殓入棺。”

　　这是一位连他的对手、血腥成性的日本人，都为之钦佩敬重的将军。

　　▲张自忠牺牲后，蒋介石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抢回将军遗体。

　　张自忠殉国的消息传开后，蒋介石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抢回将军的遗体，最终经增援的38师官兵浴血奋战，将张自忠的遗体抢运回到后方，1940年5月23日，将军的灵柩被运送到了湖北宜昌。

　　按照计划，灵柩原本将由汽车运到长江边，然后乘船运往重庆，但是宜昌的十万市民们不肯，他们说，将军为民族而战死，血洒在湖北的土地上，他们围拢过来，坚持用肩膀抬着将军的棺材，一路步行走到了长江边。

　　当时，十万宜昌市民也倾城而出，围聚在街道两旁，为将军送别最后一程，此时，战争仍在进行，日军的飞机反复在宜昌城上空盘旋，随时有轰炸人群的可能，但宜昌十万军民不为所动，坚持用人力抬着张自忠将军的棺材，送别了将军最后一程。

　　日军似乎也很配合，尽管战机几次低空盘旋，但他们并未轰炸为张自忠送葬的队伍。

　　5天后，1940年5月28日，张自忠灵柩被运到重庆朝天门码头后，蒋介石、冯玉祥等政府军政要员肃立码头迎灵，并登上轮船，绕棺致哀。蒋介石在船上“抚棺大恸”，令在场者无不动容。

　　随后，蒋介石亲自扶灵，护送灵柩穿越重庆全城。国民政府也发布国葬令，颁发“荣字第一号”荣哀状。将张自忠牌位入祀忠烈祠，并列首位。

　　而用了26年时间，从最低级的士兵，一步步做到上将，最终以集团军总司令身份壮烈殉国的张自忠，也是二战时期，中国乃至盟军中、阵亡军衔最高的将领。

　　张自忠殉国时，年仅49岁。

　　他殉国后，大家都不敢将他牺牲的消息，告诉他的夫人李敏慧，一直到两个月后的1940年7月，李敏慧才获悉了丈夫殉国的经过，随后，悲痛欲绝的李敏慧绝食七日、自尽身亡，追随丈夫张自忠而去。他们从1907年至1940年，结婚33年间相亲相爱，最终一起相随而去。

　　李敏慧死后，冯玉祥亲自出面，安排将张自忠、李敏慧夫妇二人，一起合葬在了重庆的梅花山上。

　　▲得知丈夫殉国后，张自忠的妻子李敏慧绝食自尽。

　　在为张自忠的题词中，蒋介石写道：

　　“一战于淝水，再战于临沂，三战于徐州，四战于随枣，终换得马革裹尸还！”

　　则为张自忠题词：

　　“尽忠报国”

　　而就在将军殉国三年前的1937年，那时，举国的人都怒骂他是个汉奸。对此，张自忠对亲友们说，他取名张自忠，另外，从小父亲就为他取字张荩忱，勉励他要一片赤忱、为国尽忠。

　　就在殉国前一年，1939年，在返回重庆述职时，张自忠就在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说：

　　“我张自忠决不是韩复榘（因不战而退被杀），他日流血沙场，马革裹尸，你们始知我取字‘荩忱’之意！”

　　自忠、荩忱——将军不愧此名、不愧此言，而他的名字，又何尝不是一种命里注定的悲剧？

　　他一生忠肝义胆、奋勇报国，却被世人反复误解；将军殉国后20多年，上世纪六十年代，他的墓碑也被破坏；建国后，张自忠的女儿张廉云因为工作，需要填写家庭出身，上级领导跟她说，你父亲张自忠，是个大军阀啊。

　　一直到1982年，张自忠最终被国家民政部认定为“革命烈士”，至此，有关将军的名誉之争，才最终尘埃落定。

　　而今天，是张自忠将军牺牲殉国，78周年纪念日。

　　1940年的5月16日，他血战殉国，为中华民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沧桑，那些困扰将军生前死后的名节和误解，那些忠肝义胆、精忠报国的铁血往事，最终被风吹一吹，轻轻，就散了。

　　如何评价张自忠将军？

　　说起张自忠，那是我们中华民族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不过，他曾经一段时间背负着“汉奸”的罪名。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简要事迹。

　　（张自忠将军戎装照）

　　1，张自忠，1891年8月11日出生在山东临清唐元村的一个官宦家庭。张自忠6岁入私塾，9岁时，跟随父亲张树桂前往江苏赣榆就任巡检。张自忠14岁时，回到临清老家。不久，父亲因病在任上去世。

　　2，1907年，十六岁的张自忠与十七岁的李敏慧结婚。

　　3，1908年，张自忠考入临清高等小学堂。喜爱《三国演义》、《说唐》和《说岳精忠传》。在他心中种下了为国家、民族而贡献一切的种子。

　　4，1911年十月，辛亥革命爆发。这年冬天，张自忠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接触到孙中山的学说。年底，秘密加入中国同盟会，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运动中。

　　5，1916年9月，张自忠入伍，进入到冯玉祥的西北军。

　　6，1931年，西北军正式编成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宋哲元任军长，秦德纯、刘汝明任副军长，冯治安任三十七师师长，张自忠为三十八师师长。同年6月，南京政府整编全国陆军，宋哲元的第三军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

　　7， 1933年1月，二十九军主力奉命由山西阳泉开赴通州、三河、蓟县、玉田待命。这是张自忠有生以来第一次同日军交战。

　　8，1933年3月承德失陷。二十九军奉命赴喜峰口阻敌。张自忠、冯治安抵达遵化三屯营与日军激战七昼夜。此后，又连续击退日军，日军连续逃窜，这是抗日战争前期中国军队少有的胜利之一。

　　（张自忠将军）

　　但是，这时的蒋介石，由于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内战上，根本没把抗日救国当回事。对内，他把“围剿”中国和工农红军当做“主营业务”；对外，一心等待着所谓“国际正义国家的调停”。这种荒谬透顶的决策，致使长城防线兵力薄弱，驻守在长城附近的国军二十九军处于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的境地。在越来越多的日军步步紧逼下，第二十九军被迫放弃喜峰口、罗文峪阵地，向西南方向退却。

　　随后，国民政府向日军谋求停战，最终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

　　日本为确保“伪满洲国”的军事安全，防止蒋介石政府收复东四省，便要求在华北建立“非军事缓冲区”。日军北撤，国民政府军南撤，所有驻防的军队退出华北。经过谈判，双方协议，华北只留驻一支军队，这就是宋哲元驻守京津的第29军，其中的第38师师长便是张自忠。

　　蒋介石给这支军队的训令是，“忍辱负重”，既不能主动和日军打仗，也不能放弃华北，与日军长期周旋。

　　这下问题来了。日军是侵略者，他们占领东三省以后，又占了察哈尔省，直接奔着华北过来的，你不打日本人，那日本人还不得打你呀？再说凡是有点血性的军人，看着侵略者必然是义愤填膺，29军这支军队的官兵自然也不例外。他们一直视日军为死敌，军长宋哲元、师长冯治安，看着日本人就恨得牙痒痒。蒋介石这“长期周旋”的任务怎么完成呢？

　　张自忠这个人比较沉稳，不仅自己人敬重他，日军也不讨厌他。于是，在华北危亡的复杂局势下，张自忠临危受命，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和天津市市长，来艰难维系这苦涩、尴尬的和平局面。按照“蒋委员长”的训令，张自忠是既不能得罪日本人，又得尽量维护中国人最基本的脸面。

　　但是在不明真相的局外人看来，29军全军将士都对日本人横眉立目，只有你张自忠一人，竟然“恬不知耻”地和日军和睦相处，保持着良好关系，那你不是汉奸是什么？

　　我们的国人既嫉恶如仇，又忘性奇快，他们看着现在的张自忠和日本人笑脸相迎，就一下子忘记了前不久张自忠带领部下英勇杀敌的场景了，认为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叛徒、汉奸、卖国贼。有些当时的报纸甚至用整版篇幅、大标题，大骂张自忠“自以为忠”、实则是“卖国变节”、“张邦昌之后”。

　　那么，这个张邦昌是个什么人呢？

　　张邦昌（公元1081－1127年11月1日），字子能，永静军东光县张家湾（今河北省阜城县大龙湾）人。北宋末年宰相，主和派代表人物。他出身南阳张氏，进士出身。宋徽宗、宋钦宗朝时，历任尚书右丞、左丞、中书侍郎、少宰、太宰兼门下侍郎等职务。金兵围困汴京时，张邦昌力主议和，跟随康王赵构作为人质前往金国，请求割地赔款，力主议和。靖康之难后，受到金国强立为大楚皇帝，建立“伪楚”，历时一个月。金国撤兵后，迎接元祐皇后入居延福宫，还政于宋高宗赵构，受封检校太傅、奉国军节度使、同安郡王。建炎元年，迫于叛国之罪名，终被赐死。

　　以上所述，就是张自忠被误会为“汉奸”的大致过程，也是他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的耻辱。

　　（张自忠将军在战场上）

　　1938年10月，张自忠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

　　1940年4月，日军为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重庆运输线，集结三十万大军向宜昌发动进攻，这就是国民政府所说的“宜枣会战”。张自忠将军亲自率部参加了这次战役。

　　当时驻守襄河的国军，只有两个团。张自忠作为总司令，本来不必直接到前方指挥，留在后方同样也可以指挥。这在国军方面是常有的事。

　　可是，明知极其危险，张自忠却选择了亲自带兵与日寇决战。渡河当日，张自忠给全体部队、将领下发了亲笔昭告。内容是：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5月16日拂晓，张自忠苦苦等待的援军没来，而日军增援部队5000多人却赶到了。因此，张自忠所部很快被日寇围困在宜城南瓜店杏儿山、缸子口一带。官兵们尽管视死如归，与日军展开了多次激烈战斗，但终因寡不敌众，部队越打越少。有些部下劝张自忠撤退，并愿意拼命掩护他突围，均被张自忠严词拒绝。

　　在战斗中，正身先士卒向前冲锋的张自忠身中数弹，右胸洞穿，血涌如泉。属下正为他包扎，日军冲了上来。49岁的张自忠将军壮烈殉国，全军覆没。

　　（张自忠将军殉国的战场）

　　对于张自忠将军牺牲的过程，有这么几种描述。

　　第一种描述，是日军《231联队史》的档案：

　　“当冲到距这个高大身材军官只有不到1.3米的距离时，藤冈一等兵从他射来的眼光中，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竞不由自主地愣在原地。这时背后响起了枪声，第三中队长堂野军官射出了一颗子弹，命中了这个军官的头部-----藤冈一等兵像是被枪声惊醒，也狠起心来，倾全身之力，举起刺刀，向高大的身躯深深扎去。在这一刻，这个高大的身躯再也支持不住，像山体倒塌似的轰然倒地。”

　　第二种描述，是他的副官马孝堂受重伤临牺牲前的回忆：

　　到了十里长山，（张自忠）还在指挥，接着左臂也在流血！但是总司令（指张自忠）仍然站在那里，怒目圆睁，大声地呼喊着，指挥着。他的腿上也流了血，血湿透了袜脚。我见总司令突然向后一歪，右胸就往外喷血。

　　总司令脱了上衣军装，让我给他裹伤。血如泉涌，溅上了我的脸和全身。我刚包扎完伤口，敌人就一窝蜂上来了！总司令命我快走开，还说：“我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心里都平安……”这时总司令面已苍白，但还有些笑容，接着眼睛就闭上了。

　　此时，敌人步兵已到我跟前，即向我刺来。总司令眼睛一瞪，怒吼一声站起来，一只手握住敌人枪身。一颗子弹忽由他小腹穿过，总司令往后一仰，又有一颗子弹从他右腮下射入……

　　（张自忠将军墓地）

　　张自忠殉职后的遗体， 也有这么几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战后，日军在确认了张自忠的遗体后，师团长村上启作命令军医用酒精把张自忠遗体擦洗干净，命人从附近木匠铺赶制一口棺材把张自忠将军收殓入棺，葬于陈家祠堂后面的土坡上，坟上立一墓碑，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另一种说法是，5月16日下午，日军在清扫战场时，一名少佐军官发现了张自忠的遗体，看到他身着黄色军装，身上还盖着大衣，估计是位将军，从他左胸口袋里掏出一支派克金笔，见上面刻着“张自忠”仨字，顿时吓得魂飞魄散，不由得倒退几步，啪地一个立正，毕恭毕敬行了一个军礼，然后命令士兵把张自忠抬上担架，送到陈家集的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师团部。

　　日军师团参谋长专田盛寿曾与时任天津市长的张自忠打过多次交道，因此当即就确认是张自忠无疑，震惊之余顿生敬意，命令军医用酒精把张自忠遗体擦洗干净，用绷带裹好，找来一副棺材，将张自忠收殓入棺。因日军急于开拔，来不及埋葬，将棺材搁在地上，棺前插一块灵牌，上写“支那总司令张自忠之墓”。

　　还有一种说法是，张自忠将军牺牲后，部下军官三十八师师长黄维纲带着敢死队在夜间突袭南瓜店，以200多人的伤亡为代价，扒墓开棺抢回了张自忠将军的遗体。

　　当然，不管是哪一种说法，都以雄辩的事实说明，张自忠是为国捐躯的抗战英雄，是中国军人的骄傲、自豪。他不仅不是汉奸，还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男子汉、大丈夫！只是由于国民政府的腐朽透顶，让一个民族英雄不得不忍受很长时间的屈辱。

　　（当年的重庆，为张自忠将军举行国葬）

　　张自忠将军的遗体回来以后，当军医用酒精擦洗将军遗体时，发现他全身共负重伤七处，最重的一处是洞穿胸部的炮弹伤。随后将军遗体被运往当时的陪都重庆。

　　让人吃惊的是，据说在运送张自忠将军遗骸往重庆途中，日军竟意外地停止了往常接连不断的轰炸。后来的解密档案证明，张自忠将军战死后，日军敬重他是英雄，在得知他的遗体正运往后方重庆时，日军军部给沿途部队的指示是：“停止空袭一天，以免伤到张自忠将军的忠骸。”

　　张自忠将军的遗体被送往重庆，路过宜昌时，十万军民为这位英雄送行。蒋介石与冯玉祥等人身着黑衣、臂缀黑纱在码头迎接，并绕棺致哀。蒋介石抚棺大恸，亲自护送灵柩回到重庆。随后，国民政府为张自忠将军举行了了隆重的国葬，张自忠被葬在梅花山。与张自忠一起阵亡的那两千官兵，后来在长山脚下修建了公墓。

　　而更加让人动容、心酸的是，张自忠十六岁时所娶的夫人李敏慧，在张自忠殉国两个多月后，才获得这一噩耗，她沉痛地说：“张自忠为国家战死疆场，我不难过。我虽然是一个妇女，但抗日救国，也应当有份。”不久，她将家事交托给张自忠的弟弟，自己绝食七日而死，追随将军而去。

　　我们知道，人民领袖很少为人亲笔题词。他给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医生题过词，给十六岁的员刘胡兰同志题过词，给为人民服务的雷锋同志题过词，给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志题过词------但是，当他听到张自忠将军为国捐躯的消息后，亲笔题写了“尽忠报国”四个大字，这可能是毛主席为一个将军写的唯一一次题词。

　　写完上述这段文字，我可以告诉题主：张自忠将军，不管他是属于哪个党派，也不管他信仰什么，但他是著名的抗战将领、军人楷模、民族英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张自忠将军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是一个真实的抗日英雄。

　　之所以会用有血有肉和真实来评价张自忠将军，是因为张自忠将军的身上既有着有着民国军阀痕迹，也有着铁骨铮铮中国人的血脉。

　　张自忠将军出自西北军冯玉祥的手下。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的西北军土崩瓦解，一支西北军残部被张学良收编，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第二十九军，军长是宋哲元。张自忠是二十九军三十八的师长。

　　二十九军我们都知道，在长城抗战时以大刀队而出名，“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这一首歌，正是为二十九大刀队而作。

　　长城抗战失败后，二十九军驻防在华北地区。驻防华北的几年间，二十九军的人数翻了几番，但是随之而来的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军长宋哲元把华北当成了自己的地盘，不愿意蒋介石染指。因此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宋哲元拒绝蒋介石的军队进入华北，反而和日本人进行谈判，给了日本人准备的时间。作为宋哲元手下的师长，张自忠也同样不希望蒋介石的军队染指29军的地盘。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说张自忠将军身上有着民国军阀的痕迹。

　　最终，日本人大举进攻，宋哲元和张自忠才知道这次日本人是来真的。为了保存西北军最后一点班底，宋哲元率29军主力撤走，留下张自忠在北京和日本人周旋。

　　就因为这样，张自忠开始被不明真相的国人当成汉奸。大家想当然的认为二十九军都走了，张自忠为什么不走，难不成是要等着成为日本人的汉奸？

　　张自忠没有给自己辩解，忍辱负重完成任务后，从北平逃出来。所幸，蒋介石还算信任张自忠，让其重新回到了军队。

　　回到军队的张自忠，面对铺天盖地的汉奸之名，依旧沉默，但是却用行动在证明自己不是汉奸。

　　临沂战役，张自忠率领第59军血战日本板垣师团，歼灭其两个联队。

　　武汉会战之后，日军发动随枣会战，张自忠将军作为第33集团军的司令员，率部参战，先后取得“鄂北大捷”和“襄东大捷”。

　　然而，光是有几场胜仗还不够，张自忠将军决心用自己的鲜血老洗脱自己的污名。

　　机会终于来了，在枣宜会战中，张自忠以集团军司令员的身份，亲自率部对日军发动冲击，最终战死沙场。其实，以张自忠的身份，他完全可以不必要这样和队伍一起冲锋，也许将军早就厌倦身上汉奸的罪名，但求一死吧。

　　对于张自忠将军，后人评价甚高，抗战烈士、民族英雄之类的，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最近读了梁实秋先生的一篇回忆性散文《记张自忠将军》，记述虽然简单、朴实，却道出了一个别致的张自忠。

　　1940年1月，当时正在重庆北碚的梁实秋以国民参政员身份到前线劳军，梁实秋一行从重庆出发，经西安、洛阳、郑州、南阳、宜昌等地，访问了五个战区、七个集团军司令部，在湖北襄樊和当阳之间一个叫快活铺的地方见到了赫赫有名的张自忠将军。

　　据梁实秋回忆，张自忠的司令部安排在一桩普通的民居中，一明一暗两间房，外间放了一张长方形木桌，作为会议室；里间是卧室，一张床，床上一床薄薄的棉被，床前一张木桌，放着一架电话和两叠公文，四壁萧然，别无长物。梁实秋在文章中说：“我们访问过多少个司令部，无论是后方的或是临近前线的，没有一个在简单朴素上能比得过这个。”

　　梁与张本无交往，七七事变前后张自忠驻防华北一带，梁实秋在北大教书，但却无缘一见。梁实秋眼里的张自忠非常简单，布衣，光头，身上没有任何官阶标志。张不健谈，更不善应酬，但眉宇间却有一股沉着坚毅之气。张自忠招待梁实秋他们吃饭，四碗菜，一只火锅，菜以青菜豆腐为主，火锅也是青菜豆腐为主，但也有肉片肉丸点缀其间，每人在碗里还加了一只鸡蛋。梁实秋他们看出张自忠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所以吃得满头大汗，宾主尽欢。梁实秋回忆说：“自从我们出发视察以来，至此已将近尾声，名为慰劳将士，实则受将士慰劳，到处大嚼，直到了快活铺这才心安理得地享受了一餐在战地里应该享受的伙食。”

　　从梁实秋的回忆文章里，我们看出张自忠是一位朴实、坚毅的军人，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处事低调，生活简朴，这样的人称得上是标准的中国人。

　　后来张自忠在湖北战死，灵柩运回抗战首都重庆，安葬在北碚梅花山。梁实秋当时正在北碚做事，其寓所“雅舍”距张自忠将军安葬之处梅花山不远，亲眼目睹了国民政府和陪都民众送别将军的场面——这也算是梁实秋与张自忠的一段渊源吧。

　　张自忠将军虽然在七七事变时的表现到现在还有很大的争议，但是他最后在抗战中坚决抗日，并不顾个人安危深入敌后，最终壮烈殉国，足以称得上是一位民族英雄。

　　张自忠将军出身于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原大战以后张自忠和西北军残余部队被改编为29军，参加了长城抗战。在抗战中张自忠将军又先后参加了临沂之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与枣宜会战等会战。

　　在枣宜会战中，身为第五战区右翼集团军兼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亲自率部北上深入敌后，试图与38师、179师取得联系共同作战。但是因为电报遭到日军破译，随即日军通过电台定位获取了张自忠将军的位置，向其发起猛攻，张自忠将军壮烈牺牲。

　　张自忠殉国时军衔是上将衔陆军中将，是抗战期间牺牲的级别最高的将领。因此国民政府将他追授为二级上将，并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以告慰英灵，激发国人抗战热情。解放后，张自忠将军也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因此对张自忠将军的总体评价毋庸置疑是一位民族英雄。

　　然而枣宜会战时张自忠本来不用冒险亲自渡河北上，他之所以不顾安危亲自冒险前去。主要是因为抗战刚爆发时，张自忠将军背上了“汉奸”的骂名，甚至有报纸骂他“国人皆可杀之！”张自忠将军因此有以死明志之心。

　　在七七事变刚发生时，驻守天津的张自忠将军确实是主张和平解决，甚至下令部下不得阻击从天津出发赶往卢沟桥的日军。而就在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之时，张自忠将军还和29军军长宋哲元一面拒绝中央军北上增援，一面在天津积极和日本人和谈。

　　而让宋哲元也感到意外的时，张自忠和日本人谈判以后拿回来的和谈条件居然是除了赔礼道歉之外，日本人还要求撤掉冯治安的职务，并由张自忠驻守北平。

　　宋哲元认为张自忠和日本人和谈的目的是为了依靠日本人的支持取代自己，因此极为愤怒。他一面假装同意考虑日本人的条件，一面找机会逃回了北平，电告南京政府张自忠已经和日本人勾结。此后不久29军就放弃平津南下，张自忠滞留未走，一时间他是汉奸的说法广为流传。

　　不过从张自忠将军后来化妆逃离平津和他在抗战时的表现看，他和日本人和谈的目的最多也就是为了实现29军继续割据华北，并非是想投靠日本人。而这也是宋哲元当时的思想，两人唯一的区别是由谁来领导29军。

　　从这点来说，张自忠将军最多也就是具有历史局限性，有军阀思想残余，还对日本人有一定幻想而已，谈不上卖国，更算不上汉奸。更何况张自忠将军后来以死明志，因此这段往事不影响对他的最终评价。

　　张自忠将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拘泥于“二十九军小团体利益”，极力主张对日妥协，维持二十九军在华北的半独立地位，这是他的历史局限性；

　　抗战爆发后，张自忠将军坚决抵御外敌入侵，最后壮烈殉国，这是张自忠将军之所以是民族英雄的地方。

　　张自忠将军民族英雄的一面已经有太多的朋友赞扬了，这里我就不多说了，我主要说说张自忠将军“历史局限性”；但是我先声明：张自忠将军绝对是民族英雄。

　　我说说张自忠将军的“历史局限性”，不是要“黑”他，只是做到一个历史研究者的本份，历史研究者的本份是什么呢？

　　“扬善不隐恶”

　　更何况张将军这也不算“恶”，是“历史局限性”。

　　张自忠将军是冯玉祥西北军出身，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西北军系四分五裂，其中一部被张学良收编，被编为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同年改为第二十九军，宋哲远任军长，张自忠将军是三十八师师长。二十九军当时有六七万人。

　　当时张学良只给了宋哲远、张自忠五十万安置费就把二十九军扔在晋东南不管了，要知道山西可是阎锡山的地盘，宋哲远和二十九军在这里根本别想捞到什么钱，过的穷困潦倒。

　　根据当时报纸的说法，二十九军士兵穿的比土匪还破，一直到1932年张学良才让宋哲远和二十九军去察哈尔落脚。

　　当时在山西二十九军有多穷？都不敢白天行军，一怕老百姓以为是土匪，二怕晋军找借口包围二十九军缴械。

　　所以二十九军是昼伏夜出，晚上行军，就这么一路颠簸去到察哈尔（张家口）。

　　大概是因为这段经历实在太让人难忘，所以当1936年二十九军因为机缘巧合入主平津之后，张自忠将军就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地盘”，确实，平津的富庶不是察哈尔可以比的，二十九军入主平津不过1年半多一点儿，二十九军全军所有轻机枪全换成了捷克造。

　　事实上当时西北军上下差不多都是这么想的，比如二十九军29军的核心智囊元老萧振瀛曾对秘书说：“如真躺在日本怀里，不但子孙后代都要挨骂，也被日本轻视。任意狎侮，势将穷于应付。只能表面亲善，决不真当汉奸。对于常凯申，虽是利用日本，迫使就范。但在逆取到手以后，必须顺守，要尽量恭顺，不使常凯申难堪，并可利用常凯申，作为应付日本的退步。这样才能求得暂时苟安，积极扩充我们的实力。”

　　张自忠将军从士兵起就在西北军系里，真是一步一个脚印从士兵做起的，所以他对二十九军这个团体真的有特殊感情。

　　所以在七七事变爆发前后，张自忠将军看不清楚这已经是全面抗战的起点，心里想的还是尽量保全二十九军来之不易的“地盘”，为了二十九军这个小团体，张自忠甚至可以不惜赶走被日方点名驱逐的宋哲元。

　　宋哲元将军也提到过他是被张自忠将军“劝走”的：

　　不料下午三点荩忱（张自忠字）突然来平至余处，威胁要我离开，他有办法。余与绍文遂即出走，家人均未得携带一同离平。幸仰之归拢部队南下。

　　但是之所以说张自忠将军此时是“历史局限性”而不是“投敌”原因就在于张将军对日妥协是有底线有前提的，前提就是保全二十九军这个团体、日本不大规模武力侵占华北。

　　而当日本人明显是打算全面侵占华北后，张自忠将军立刻就和日本人划清了界线。

　　认真说，抗战时期一段时间内当时舆论批评张将军，没有批评错，他所作所为确实像是配合日军侵占华北；但是这是张将军历史局限性，他并没有主观投敌的意思，而当抗日战争彻底爆发后，张自忠将军用生命证明了他对祖国的忠臣。

　　翻看抗战殉国的中国将领名录，有一位将军的大名赫然列在忠烈祠的第一位。抗战时他以中将加上将衔的身份，亲冒弹雨，与将士们始终拼杀在抗战救国的最前线，抱着牺牲救难的决心，怀着“我死国存”的坚定信念，与日军大小十余战，转战几千里，终究求仁得仁，于湖北宜城这片热土舍生取义，以集团军总司令之位壮烈殉国，马革裹尸，实现了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军人“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真正操守。

　　更为难得的是，当他的灵柩被送往后方时，蒋介石扶棺痛哭，写下了“英烈千秋”的挽联；中国也在延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亲自题写了“尽忠报国”四个大字的挽词。

　　1982年，人民政府将这位战将列为革命烈士，北京、天津、武汉、上海都以他的名字命名了道路。这位彪炳史册，得到国共双方如此高度认同的将军就是耿耿忠魂——张自忠！

　　张自忠将军于1891年出生于山东省聊城市境内的临清县，是一处人杰地灵的宝地。张家在临清并非寒门，而是很有名望的官宦世家，张自忠的父亲张树桂就曾任江苏省赣榆知县，张自忠自幼随父亲在南方长大，受其言传身教，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功底，但在1905年，张父不幸因病殁于任上，留下了未及成年的张自忠与母亲相依为命。

　　少年失怙，让14岁的张自忠成熟了不少，家中的顶梁柱没了，小小的张自忠多了一份责任感。这一年恰逢清政府实行教育改革，全国各地废除科举，大办新式学堂，待陪伴母亲扶着父亲的灵柩返回故土安葬后，张自忠也放弃旧学，进入当时家乡唯一的新式学堂——临清高等学堂读书。

　　两年期满后又来到了中国北方最现代化的大城市天津，考入北洋系开办的天津法政学堂攻读西方法学。法政学堂制度一律向西方看齐，天津又是开风气之先的城市，故而校园内部各种追求进步的新思想、新主张传播得相当广泛，这也给来自传统士大夫家族的张自忠很大的冲击，原来建立在孔孟典籍上的世界观逐渐被打碎，新的思想价值观念在头脑中成型，尤其是孙中山的学说对他影响很大，“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思想成为张自忠一生的信条。

　　1911年，张自忠在学校秘密加入同盟会，亲身参与到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的浪潮中。但现实的情况却并不如他想象的那般容易，虽然革命党人已经在南方诸省起事成功，但北方的直隶、山东等清政府统治核心的省份仍然被袁世凯把持在手里，尤其天津更是北洋起家的大本营，革命党人很难在这些地区求得突破，一时全国陷入南北对峙的僵局。

　　当年年底，经过山东同盟会的负责人丁惟汾的努力，山东各界的进步力量终于联合起来，迫使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革命的曙光似乎出现了。远在天津的张自忠听闻此讯，兴奋不已，立刻启程南下，转入济南的山东法政专门学校，他踌躇满志，准备投身于家乡的革命事业之中。

　　然而好景不长，旧中国终究是靠实力说话，一场南北和议，革命党人的嘴上功夫终究没能敌过北洋军的快枪火炮，转过年来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山东也落入了北洋军的手中。袁世凯的鹰犬们进入山东，大肆捕杀同盟会会员，一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山东的革命之火就这么被迅速扑灭，张自忠也被迫出逃。

　　在这个过程中，北洋军阀的气势汹汹与革命党人的软弱无力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强烈的现实感深深刺激了张自忠。他恍然明白，要想实现革命意愿，仅靠奔走相告是不够的，必须要伴以强大的武力作为后盾，才能让革命的目标得以真正贯彻执行。

　　那一年，刚满20周岁的张自忠投笔从戎，用手中的钢枪与剑，来达成他救国的理想。

　　张自忠想加入的是一支有理想有朝气的革命军队，而不是老兵油子充斥的北洋陆军，所以虽然有了从军报国的志向，但是蹉跎了一年多的时间，张自忠还是没有找到理想的队伍。

　　转眼间到了1914年，张自忠从族兄处获悉，有一位叫做车震的临清老乡，在奉天的北洋军第20镇当标统（相当于团长），这支部队思想进步，很多基层的军官和士兵都有同盟会的背景。

　　当年暑假，张自忠约了五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千里迢迢奔赴东北，当面拜会车震，提出要参军。阅历丰富的车震当然不会相信这六位白面书生的话，在他看来这只是青年人一时头脑发热而已，当即予以婉拒，但张自忠等人也是抱着信念来的，如何肯轻言放弃。一行人就在军营里赖了下来，坚决不走，车震也只好暂时让他们安顿下来，姑且听其言，观其行。

　　当时正好赶上麦收，第20镇的官兵都下载去帮忙收割庄稼，学生们也主动提出搭把手，车震笑着同意了。他暗想这些家庭条件不错的洋学生怎么能吃得了这份苦？果不其然，有五个人不满两天就打退堂鼓了，只有张自忠一言不发，顶着毒辣的日头把农活干到最后。车震见其人沉稳坚毅有恒心，是个要才，就同意他留下来，世上从此有了军人张自忠。

　　但是考验远远还未结束，在熬过了一年多脱胎换骨的新兵训练后，张自忠的军人生涯又遇到了新的打击——老上司车震在1916年的护国军的战役中遭遇惨败，所部全军覆没，遇此打击心灰意冷，索性兵也不带了，辞了军职回乡隐居。

　　他一走，张自忠在军营也没了去处，也只好饮恨回家。车震知其不甘心，也有心要帮他最后一把，于是将他推荐给当时正驻扎在河北廊坊招兵买马的冯玉祥。冯玉祥眼光老到，见其体格魁梧，相貌堂堂，心下先有八分欢喜，又听了老友的极力推赞之词，更是觉得挖到了宝贝。

　　于是，冯老总把那套笼络人心的手段搬了出来，当即任命张自忠为中尉见习排长，下连队学习带兵。25岁的张自忠，在冯玉祥的麾下开始了正规的军人生涯。

　　应该来说，25岁对一个军人，已经过了最黄金的年龄，别的不说，单以军中资历来论，张自忠就已经落后年龄比他小的佟麟阁、刘汝明等人一大截，这也是后来这两位能列“西北军十三太保”而张自忠无缘晋身的原因。 但志存高远的张自忠并不在意这些，他只是兴奋终于能找到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至于官位、职务之类，并不是他所刻意追求的东西。

　　张自忠带兵很注意军纪严明，执法极为严厉，当他的兵很少有不挨军棍的。但另一方面，张自忠每次体罚都有理有据，从不滥施淫威，让当兵的心服口服，所以虽然他有个“张扒皮”的诨号，但在部下那里却极得军心。他的部队每次考核，名次也是全军前两名。

　　1918年，张自忠进入冯玉祥军官教导团深造，对于半路出家的张自忠来说这是难得的补习军事知识的机会，所以他的学习举极为浓厚，勤勉刻苦加上文化基础好，所以每次考试总是名列第一，被教官树为“标准学员”。冯玉祥也夸奖道：“在教导团中，他非常勤学，对人处事都极其真诚友爱，又能刻苦勤劳，这时便显出他未来一定是个将才。”

　　随着时间的流逝，张自忠在冯玉祥军中的地位稳步提升，从连长、营长一路晋升到学兵团团长，这时已经是1924年，深刻影响到冯玉祥部未来命运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了。

　　准确地来说，这次军阀混战的主角仍然是吴佩孚、张作霖两位大帅，冯玉祥虽然已经做到了一军司令官，但在战争初期还没有资格跟这二位叫板，只是谁也没有料到战争的最终结束却是因他这个直军第3军司令官抓住机会，趁吴佩孚在前线和张作霖作战之时突然倒戈杀回北京，直接端掉了直系的老家，吴佩孚大败，从此再无力染指中央政权，而冯玉祥则借势而起，最终发展出了一支能逐鹿天下的西北军力量。

　　张自忠此战的任务是由古北口直趋长辛店，截击吴佩孚的交通兵团，此时直系军心已丧，此战并没什么难度，当然也体现不出他的高明之处，但是随后发生的一件琐事，却彰显了他作为一个爱国军人的铮铮铁骨。

　　当时张自忠奉命移驻丰台车站，但丰台已为英军盘踞多年。当张自忠率部到达时，这群眼睛瞪到天上的英国人竟不准中国军人进入，双方发生争执。一般情况下，中国人只有忍气吞声的份儿，但张自忠血气方刚，硬是派一个连强行进驻车站。

　　英方派人前来交涉，张自忠说：“丰台车站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军队在自己的领土上执行任务，外国人无权干涉！”

　　英国人见交涉无效，干脆摆出帝国主义的回执，包围了丰台车站，进行挑衅射击。但张自忠不为所动，命令车站守军：“他不犯我，我不犯他，他若犯我，坚决消灭他！”

　　守军根据张自忠的命令，一面从正面坚决予以还击，一面派出一个班突袭敌后，这群养尊处优惯了的英军哪曾想中国人还敢还手，只好灰溜溜撤退。

　　但驻守在铁路沿线的英军仍不准中国士兵携带武器，致使双方再起冲突。这次英军派遣一位中国人为代表前来谈判，要求中国军队撤兵。张自忠义正辞严地驳斥道：“这是中国的领土，不是英国的地盘，撤退的应该是他们！”

　　一句话说得来人哑口无言，英军自知碰上了硬茬，只好认输。从此，被英军盘踞多年的丰台车站重新回到中国军队之手。

　　“勇于私斗，怯于公战；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这是对那些热衷于国内混战，而惯于对外妥协的军阀们的生动写照。而张自忠第一次与洋人接触，便显示了铮铮铁骨，是人评论说：“张自忠以他平时的人格修养，独能以不屈不挠的态度，应付他们，较之当日的统兵大员，已觉出人头地一等。“

　　但遗憾的是，当时控制中国的大多数军阀并没这么高的觉悟，并非这些军阀们不把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放在心上，只不过在他们的理念里，要想强国御侮，那也要在本大帅一统天下之后才行，即”攘外必先安内“。于是积弱的国势就在这些军阀争权夺利的混战中一天天衰败下去。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又接连在国民政府组织的”北伐“和”二次北伐“中尝到了政治投机的甜头，麾下的西北军如滚雪球一般壮大起来，张自忠的职务也从团长提升到了第6师师长，成为冯玉祥帐下的高级将领之一。

　　到了20世纪30年代，冯玉祥俨然已经成为中国蒋、冯、阎、桂四大军事集团中兵力最为雄厚的一个，尤其在北方，似乎除了占据东三省的张学良和山西闭关自守的阎老西外，谁也奈何他不得，这自然是占据着“中央”名分的蒋介石所不允许的，不贯好耍弄权术的老蒋便以裁军的名义搞了个“国民革命军编遣仁义”，把上述几路诸侯诳到南京，席间威逼利诱，妄图让中央军一家独大。 但好不容易打出如今局面的冯、阎和桂系等人又如何肯撒手？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终究没讨论出个结果来。

　　既然谈不拢，那只好开打了。于是1930年5月，民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蒋、冯、阎中原大战开始了。北方的两大势力第一次联起手来，共同对抗蒋介石，冯玉祥这次赌上了全部家当，手下的精兵猛将配合阎锡的丰足钱粮，鹿死谁手，犹未可知。

　　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双方的战斗基本就是沿着南北向的两条铁路大动脉——平汉线和津浦线的争夺开展的，再加上居中沟通东西的陇海铁路，整个战场就是一个“凹”形。

　　张自忠的第6师最开始是在西边的平汉线打前锋，一路气势如虹，所向披靡，中央军在他手下很少有一合之将。当时蒋军徐源泉部已占领许昌，把握住了平汉线的战略主动权，但张自忠果断指挥部队夜袭夺城，用迅猛的攻势一夜翻盘，克复城池后又据而死守，一月之内打退了蒋军数次围城，令对手士气丧尽。

　　等到6月，冯部援军上来，张自忠又果断出城反击，转守为攻，打得士气低落的蒋军四散奔逃，全线溃退，眼见平汉铁路形势一片大好。

　　但是，冯玉祥在这个时候却把打得正顺的张自忠给调走了，第6师被重新安排到陇海铁路，预备阻击蒋介石的精锐援兵。从军事角度看，冯玉祥下了一招臭棋，兵法所谓“攻其所必救”，如能让张自忠带兵持续攻击南下，直插信阳，就等于是给蒋介石统治区域的腹心之地来了一刀，战略意义相当重大，不下于后来刘邓大军的千里挺进大别山。

　　然而冯大帅没能看透这一点，未能从全局的战略高度考量，只是对已方陇海铁路的安危忧心不已，甚至把在前线气势如虹的强军也要调回来加强守御，变外线作战主动戟为内线作战消极防守，把战场的主动权拱手让给了蒋介石。

　　这些事当然不是张自忠所能左右的，他唯一能干的就是尽好一个军人的职责，那就是尽力将陇海线打好。当时在陇海路与张自忠第6师对峙的是蒋军精锐的教导第2师，师长叫张治中，即后来国共谈判中被老蒋痛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的那位爱国者。

　　张自忠这次是棋逢对手，教导2师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力远在6师之上，不能力拼，只能智取。张自忠经过仔细分析，决定还是祭出西北军擅长的近战、夜战两宝，第6师用手里的刺刀、大刀和手榴弹与蒋军展开肉搏，硬是在实力占优的敌人中杀出一条血路，蒋军战线动摇，全面溃退。

　　教导2师在担任掩护的时候又不幸被张自忠追了上来，生生被撕掉一大块肉之后才勉强撤退，元气大伤。经此一役，张自忠名声大噪，他作战勇猛，指挥若定，俨然已是一代名将的风范。西北军中从此崛起一员将星，但我们的冯大帅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再用他了。

　　战争进行到七八月份，冯大帅开战以来一点儿一点儿犯的小错终于积累到了质变发阶段。战争态势开始朝着不利于联军的一方发展，而阎老西和桂系这两个不靠谱的队友又加剧了这一趋势。等到9月18日，一直在关外看风景的张学良也宣布支持蒋介石，冯大帅便彻底大势已去，而且他这次连东山再起的机会都没了。

　　冯玉祥一直实行家长制作风，所以他在西北军的高层中并无多少人望。当他顺风顺水之时，众人尚能在他威风之下齐心，一旦他落魄了，那就只有树倒猢狲散了。所以在中原大战败局已定之时，冯军吉鸿昌、梁冠英、焦文典、葛运隆、孙连仲等部相继投蒋，接受改编；而庞炳勋、孙殿英、刘春荣等部则宣布脱离西北军，自由行动。

　　在这种大趋势之下，张自忠的坚持就显得难能可贵了，如果能自立门户或投靠蒋介石，少不得升官发财。但面对西北军的土崩瓦解，他依然选择带领第6师跟随冯玉祥渡河北上。他对部下说：“我们做军人的，很要紧的就是忠诚。现在西北军失败了，很多人背叛了冯先生，但我张自忠不会这样做。”

　　虽然张自忠足够忠义，但冯玉祥到底还是失败下野了，西北军从此作为一个历史名词而不复存在了。而那些不甘于依附蒋介石的残部则在后来相继进入山西，公推宋哲元为领袖。1931年1月，他们被张学良收编，给了一个军的番号，就是后来那支以大刀出名，在抗日战场杀出威风的29军。

　　张自忠担任了第29军38师师长，因为该部是杂牌中的杂牌，故装备水平极为低劣。虽然有一个整编师的架子，但部队甚至做不到人手一枪，火炮等重武器几乎没有，于是只好继续发扬老西北军的传统，用大刀等冷兵器作为补充。

　　此时国事日渐败坏，张学良在中原大战后志得意满，精锐尽数入关抢占地盘，老家东北的防务一片空虚，结果被日本关东军抓住机会，白白捡了个便宜。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蓄意的阴谋过后是东三省尽数沦陷敌手，一年前张少帅捡了中原大战的“芝麻”，即没曾想在今天丢了东北老家这颗“西瓜”。

　　东三省的轻易到手，让日本人欲壑难填。1932年，势力已经渗透到长城沿线的日军频频向中国军队挑衅，妄图在华北再制造一个“伪满洲国”。这已经是完全触及了张学良和国民政府的底线，无论再怎么“攘外必先安内”，丢了故都北平和经济中心天津的责任他们也担不起，但是怎么打，打多大，政客们也是犹豫不定。

　　1932年1月10日，张学良下令，29军从山西阳泉出发，移防华北的通州、三河、蓟县、玉田一线。很显然，少帅打着一手好算盘，用这支不是嫡系的部队试探一下日军，到底是大举侵略还是试探进攻。

　　在抗倭御侮的精神激励下，29军上下对于即将面临的战斗并无怨言，用张自忠的话讲：“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为国捐躯，重如泰山！”作为一名矢志报国的军人，他等待这一天已经多时了，现在终于有机会在抗击外敌的战场上一展身手，如何不全力以赴？

　　当年3月，在日军一连串的攻势下，前线的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只好据喜峰口关塞死守。当月7日，张自忠与此29军另一位师长冯治安率部抵达遵化三屯营，此地距喜峰口三十千米，张、冯在此设立29军前线指挥所。在与冯治安、赵登禹商讨作战计划时，张自忠鼓励部下：“人生在世总是要死的，打日寇为国牺牲是最光荣的。只要有一兵一卒，我们决心与日寇血战到底！”

　　冯、赵二人甚为赞同。当然打仗光有决心是不够的，29军装备低劣的问题直到上前线都没有解决，以枪都配不齐的两万人马跟日军硬拼显然是不行的，只有在战术上想办法抵消劣势，张自忠再一次拿出了西北军夜战肉搏的看家本领，与冯、赵二人计划，组织一次大刀队夜袭。

　　11日夜，王长海率领217团，赵登禹、董升堂率领224团，李九思指挥226团杨干三营，分路夜袭敌营，大获成功，混乱中日军顾此失彼，很多日军睡梦中糊里糊涂就被砍掉了脑袋，此役29军杀敌上千，同时110旅乘机发起正面攻击，有力地牵制敌人的正面攻势。

　　消息传来，举国欢腾，各界纷纷写诗作词赞扬29军的抗战功绩，尤其一首《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一砍去》更是唱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在河北保定督战的蒋介石也感到颜面有光，难得大度地决定电邀宋哲元、张自忠这些一年前还与他作战的将领赴保定一晤。

　　19日，宋、张、冯三人赴保谒蒋，受到盛情款待，这也是张自忠第一次与蒋介石见面。

　　不过，长城抗战到底只是蒋委员长的“面子工程”，29军打得不错，给他争光了，也就够了，进一步反击收复沦陷国土，这时的蒋委员长根本就没考虑。所以1932年的抗战只是虎头蛇尾，中日双方以长城为界，包括热河在内的大片国土尽失敌手。

　　1935年，中日双方又签署了一个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政府眼也不眨地把在华北驻军、行政的权力给丢掉了，中央军全部撤离华北，不属于嫡系的29军再次临危受命，担当起了驻防华北的重责，张自忠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察哈尔省省主席、第38师师长，后又改任天津市长，第38师亦移防天津。

　　眼见中国军人严阵以待，局势一触即发，狡猾的日本人又放出了“和平”的烟雾弹，邀请冀察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访问日本。这不过是日本人为全面侵华拖延时间而已，但是为了“曲不在我”，宋哲元还是下令让张自忠率团访日。

　　日本人这条计策可谓相当之恶毒，因为按当时的舆论来说，谁敢去日本，肯定会背上一个“亲日派”“汉奸”的骂名，属于往火坑里跳的行为，但是张自忠别无选择，因为不去就会给日本人以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这种责任他担不起，老长官宋哲元也担不起，为了给这位西北军的老大哥分忧，这个黑锅也只能他张自忠来背了。

　　1937年4月23日至5月29日，张自忠访问了日本的东京、大阪、神户、奈良、名古屋等地，虽然他一再强调此行仅仅是考察日本工业，但在日方不遗余力的宣传下，此行变成了“代表团在日期间受到各方面热烈的执行，满载而归，每个人都满脸喜气，亲日的气氛的造成已收到相当效果。”

　　国内舆论也是一边倒，访问伊始张自忠就被国人骂为汉奸，而当时的媒体也是火上浇油，张自忠更加百口莫辩。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时国民政府发给宋、张二人的电报含糊其辞，强调以“应战而不求战”为应付事变的基本方针。从这一方针吕，冀察当局看不出蒋介石发动全国抗占的决心，所以张自忠一时也不敢自做主张将38师拉到战场跟日军决战，结果这更坐实了他“主和派”的骂名，平津舆论乃至29军当中都广泛流传着“37师打，38师看”的难听说法，言语中透着对张自忠的不满。

　　接下来的形势峰回路转，认清形势的国民政府终于下定决心全面抵抗。7月17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拒绝对日方做进一步的让步，表示：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讲话虽然大快人心，但客观上等于是把之前严格遵循中央”不扩大“命令的张自忠给卖了，尤其老百姓看到佟麟阁副军长与赵登禹师长壮烈殉国，宋哲元带领损失惨重的29师撤到保定，而张自忠却毫发无损地出面代理了冀察政务委员会与北平市长“善后”职务。一时间舆论哗然，张自忠成为众矢之的，全国各大报刊纷纷发阴痛斥张自忠的文章，报界一度凡提及张自忠必称“张逆自忠”。

　　这时，张自忠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但是昔日战友袍泽的鲜血让他不能辩解，也无力辩解，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尽早脱离虎口，南下抗战，用事实来回击舆论对他的误解和指责。

　　当年8月，待第29军的袍泽平安撤出平津之后，张自忠便试图逃离北平，但一直到9月3日才成功。据这时见到他的人讲，沉重的精神压力下，张自忠一直面黄肌瘦，疲惫不堪，常常一个人凝目深思，呆坐一旁一动不动。

　　10月10日，在29军副军长秦德纯与张樾的陪同下，张自忠在南京与蒋介石见面，以军政部中将副部长的身份留在南京。国民政府于12月迁至武汉后，下令张自忠升任为第59军军长，编入第五战区战斗序列，张自忠终于有机会在战场上证明自己了。

　　1938年年初，徐州会战打响，华北的日军第2军开始分东西两路南下向徐州开进，其中东路板垣第5师团从山东潍县出发，一路连陷沂水、莒县、日照，直扑战略要地临沂。而当时守卫临沂的是庞炳勋的第3军团，也是老西北军出身，装备低劣，交战二十余日后伤亡近半，急需援军。

　　而这庞炳勋和张自忠可谓有杀身之仇。在中原大战期间，庞炳勋被蒋介石重金收买，叛冯投蒋，曾经袭击过张自忠的指挥部，张自忠身负重伤，全靠部下拼死抢救才保住性命。然而在张自忠看来，私怨必须让位于国仇，他率领部队以一昼夜行军180里的速度直到临沂。

　　仅仅是休整了一天一夜，第59军就强渡沂水，向日军侧后发动猛攻，试图以攻代守，吸引板垣集团回军，减轻第3军团的压力。然而日军同样是孤注一掷，死战不退，张自忠所部经过3天苦战，伤亡超过七千人（全军两万五千人），一半的营长因为伤亡而更换，连级军官伤亡近八百人。

　　眼见张自忠部伤亡过大，徐祖贻询问张自忠是否需要后撤，停止进攻，张自忠却认为59军伤亡虽大，日军伤亡也不小，59军在苦撑，日军同样也在苦撑，谁能坚持最后五分钟谁就能击溃对方。 就这样，经过五昼夜激战，张庞两部合力保住了临沂，日军第5师团最终被击溃，板垣征四郎不得不率残部向莒县方向逃窜。

　　由于第59军在临沂的奋战，日军第5师团与第10师团夹攻徐州的企图没有达成，这才有了矶谷廉介带着第10师团孤军深入台儿庄，最后被中国十万大军围歼的景象。对于台儿庄大捷，张自忠功不可没，经过这次战役，社会舆论对张自忠的看法有了很大变化，“汉奸”的帽子被彻底甩掉了，这是一位忍辱负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回击非议的大丈夫、真正的军人。

　　不久之后，张自忠又率部参加了武汉会战，在潢州与敌血战十日，重创日寇于河南潢州，随即被晋升为第33集团军总司令，进驻鄂西荆门县一带，在汉水两岸与日寇展开周旋。

　　武汉会战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基本就是中日双方沿着中国的地理第二棱线展开拉锯战，尤其在湖北鄂西山区，因为是进入战时陪都重庆的门户，所以双方在这里的战斗尤其激烈。

　　从1939年往后，张自忠便一直战斗在此，5月的随枣会战，年底的冬季攻势，张自忠都率部给予日军极大打击，他本人也因战功加为上将衔，并颁四等宝鼎勋章。

　　1940年5月，日军为打通长江水上交通线，调集六个师团，在飞机、坦克、重炮的掩护下，向张自忠部驻守的枣阳与宜昌一线气势汹汹地杀来，拉开了枣宜会战的序幕。此时张自忠部因为连续作战得不到补充，缺编情况十分严重，虽然番号有五个师之多，但实际作战人员仅有两万余人，面对日军十几万人的大部队，兵力捉襟见肘，张自忠只好把部队集中起来，以集团军司令的身份捏合队伍，四处“救火”。

　　张自忠本来的计划是，以主力暂时规避日军南下的重兵集团，寻机集中力量分别围歼来犯之敌，也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但是远在重庆的蒋介石被假情报迷惑，错误判断形势，居然下令第五战区部队同时围歼南北两路日军，而张自忠的部队，其实连敌人兵力的一半都不到。

　　但凡失败的军事统帅，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好插手前线的军事指挥，希特勒如此，蒋委员长更是如此，这种瞎指挥的电文往往就断送了一员虎将和一次胜利。

　　张自忠虽知命令荒唐，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好根据自身情况调整部署。然而雪上加霜的是，张自忠的电报密码又被日军截获破译，他的军事部署已完成被日军掌握。

　　得知张部兵力空虚，大喜过望的日军当即调集两个师团另加四个大队奔袭而来。14日，双方发生遭遇战，15日，张自忠率领的一千五百余人被近六千名日寇包围在南瓜店以北的沟沿里村。

　　当日上午，日军发动进攻，由于敌我力量极其悬殊，战斗异常惨烈，至下午3时，张自忠身边士兵已大部阵亡，他本人也被炮弹炸伤右脚，不得不撤至杏仁山，与剩下的十几名卫士奋勇抵抗。

　　激战一直持续到16日拂晓，日军伤亡也很大，但是因为知道包围了张自忠，所以攻势不减，一昼夜发动冲锋居然达九次之多，张自忠部损失殆尽，血战殉国的时刻到来了。

　　按照战后缴获的日军资料记载：1940年5月16日下午4时，一个名叫藤刚的日军一等兵和他所在的小队冲上了杏仁山阵地，忽然见阵地上一个大个子的中国军官，其人衣服已被鲜血浸透，眼睛却死死盯住藤刚，后者被吓得楞在原地。这时，藤刚身后的日军士兵向中国军官开枪，后者的脸上微微露出睥睨与不甘的表情。与此同时，藤刚也被枪声惊醒，向那个高高的身躯刺出一刀，这位军官失去了最后的一丝力气，却像一座大山一样久久伫立，不肯倒下。

　　这，就是张自忠将军留在这个世界最后的一段影像。

　　张自忠战死后，日本人辨认出他的遗骸，以一口上等棺木好生收敛，对这位壮烈殉国的将领表示出了极大的尊重，据说日酋还集合部队向将军鞠躬致敬，以示对其武勇的尊崇。随后，侵略者设在汉口的广播电台停止了日常广播，播出了发现中国将领张自忠遗体的消息。

　　蒋介石获悉后，命令前线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抢回张将军的遗体。当天夜里，38师师长黄维刚亲自带领便衣队，突袭南瓜店，几进几出终于抢回张将军的遗体。

　　5月28日，张将军的灵柩运抵重庆朝天门码头，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于右任、孙科、宋子文等高级官员前往迎接，蒋介石扶棺痛哭，在声人员无不落泪。

　　同年11月16日，张自忠被以国葬之礼安葬于重庆雨台山。后来，冯玉祥在墓畔种植梅花，并仿效明代史可法所葬的扬州梅花岭，将此山改名梅花山，一代名将就此长眠于国土，而他的一缕忠魂将永远系在国土的上空不断激励着后人！

　　张自忠，用其一生践行了自己一生的理想：为民族争生存而奋斗！ 这就是真正的名士风流和军人楷模。

　　张自忠将军是民族英雄！

　　这个问题问的很好，我来回答。张自忠将军是抗日名将，民族英雄，是能伸能屈的大丈夫。张将军是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张自忠字荩忱，山东临清人，是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兼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是中国上将衔陆军中将，先后参与临沂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与枣宜会战等。1940年在襄阳与日军战斗中，不幸牺牲。

　　张自忠出生一个官宦家庭，6岁进入私塾读书，后来张自忠的父亲是就任江苏赣榆巡检，就把张自忠待在身边。因为张树桂政绩不错，升任赣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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