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一直想搞华北特殊化。后来在日本人逼迫下，中央势力退出华北，并于1935年12月18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主持华北事务。

　　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是第29军军长宋哲元，当时29军驻军平津冀察一带，该委员会名义上隶属国民政府，但用人、行政等实权完全掌握在宋哲元手中。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南京政府眼里是地方政权，在日本人眼里是自治机构。

　　张自忠 （1891-1940年）

　　张自忠当时的职务是第29军38师师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天津市长。在29军内部，张自忠属于第二号人物，驻军天津一带。天津有日本人的租界，是华北汉奸政客和下台军阀的集中之地，这些人想让张自忠主持冀察政务委员会事务，自己得些好处。七七事变前夕，张自忠以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天津市长的身份出访日本,受到日本政府礼遇，并被天皇接见。国内传言张自忠与日本人签订了密约,并得到日本人赠送的巨款和一个东洋美人。这些消息尽管是无稽之谈，但也看出日本人对张自忠的另眼相看。

　　七七事变爆发后，宋哲元率部与日军激战，失败后退出平津，张自忠代理北平市长和冀察军政事务。我曾在《法治周末》发表《一个对日机构的生与死》一文，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关于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一事，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说是宋哲元委托张留平维持局面，一说是张自忠逼宫，借机逼走宋哲元自己取而代之。但不管怎样，此时日本人已经控制了北平局势，他们不会允许冀察政务委员会继续存在下去。1937年8月6日，张自忠辞去所有代理职务，同日，日本人扶植的汉奸机构“北平地方维持会”成立，在夹缝中生存了一年零八个月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至此寿终正寝。

　　张自忠将军在重庆北碚梅花山塑像，这是2022年初秋我用手机所拍照片

　　张自忠离开北平后，来南京请罪。当时宁沪舆论呼吁中央严惩张自忠 ，南京大街上，也有人张贴标语骂他是汉奸，南京军政要人中不少也建议对其进行军法审判。要员李宗仁为张自忠说情，他对蒋介石说：“张自忠是一员忠诚的战将，绝不是想当汉奸的人。如今他的部队都在河南，如果中央留张不放，他的部队如果受激成变，真当了汉奸，那就糟了。倒不如放他回去，戴罪立功。”

　　蒋介石采取了李宗仁的意见，让张自忠回部队带兵。临行前，张自忠向李宗仁辞行，对李说：“要不是李长官一言九鼎，张某纵不被枪毙，也当长陷牢狱，为民族之罪人。今蒙长官成全，恩同再造，张某有生之日，当以热血生命以报国家，以报知遇。”

　　张自忠践行了他的诺言。

　　张自忠将军是一个合格的军事家而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七七事变前张自忠将军由于受汉奸的蒙蔽挑唆与宋哲元产生了些许矛盾，致使宋哲元出走，以至于上了日本人的当，七七事变发生出乎了他的意料也明白了日本人的险恶用心，但为时已晚，由于准备不足仓促之间北平天津已经被日军占领，张将军悔之晚矣，为此事一直抱憾终身！所以为了尽可能弥补自己的过失，重新出山后没战身先士卒，不畏死亡！要求全军将士坚持最后一分钟精神！“我们难敌人也难！”每一次战役都杀得日寇胆战心惊！最后战死于襄阳保卫战！于国于民于友与军也有了一个证明自己的不是汉奸的铁证！

　　个人觉得主要是受宋哲元的影响比较大，张自忠的爱国情怀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宋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个人觉得宋之所以和日方比较暧昧主要是针对蒋的融合政策，宋的目标还是想实现割据，所以日方的华北自制还是比较对宋的意图的，只不过事情的发展让宋对日方的深入比较厌恶，且外部压力和民族耻辱感让他选择了和日方撕破脸皮，张自忠的汉奸之名实属由此得来，张本人绝对是抗日英雄，无疑！

　　人言可畏，自忠将军以死明志，表面死于敌人之手，实则死于爱国贼之囗!国家兴亡虽然匹夫有责，但匹夫焉知鸿鹄之志？国家之间的搏弈，是高手之间的对决外行就别乱支招了，干好本职就是爱国。

　　众所周知，在抗日战场上，张自忠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他是中国战场，乃至同盟国反法西斯战场上，牺牲的最高级将领，也是本可以有机会撤走，而宁愿选择杀身成仁的忠烈之士。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张自忠生前曾经蒙受“汉奸”的骂名，甚至到了“人人皆曰可杀”的地步。

　　一代忠勇刚烈的名将，怎么会被误认为是“汉奸”呢？原来，张自忠将军曾随团赴日考查，对日本相对了解，在二十九军中属于“知日派”。“七七事变”初期，他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中日问题。由于这个原因，日军将领比较喜欢与张自忠打交道。同时，在二十九军高级将领中，张自忠性格外向、头脑活络，深得军长宋哲元依赖。事变前后，对日谈判是一个十分棘手的活儿，既然日军将领对张自忠有好感，宋哲元干脆委派他全权处理对日谈判事宜。

　　以后见之明来看，当初国人斥其为“汉奸”，显然是误解了张自忠。张自忠如果真的甘当汉奸，就不会冒着生命危险逃出北平，到抗日战场上与敌人血刃相见；更不会在不必死的时候，选择杀身成仁。现在想来，张自忠一定是承受了巨大的内心压力，认为只有血染战场，才能洗刷背负的“耻辱”。

　　20世纪30年代，华北可谓中国的多事之地，北平、天津形势错综复杂。1936年6月，张自忠接任天津市市长。1937年春，日方邀请冀察政务委员会领袖人物宋哲元访日，宋担心自己作为冀察地方最高领导人，一旦日方提出无理要求，答应不是，拒绝不是，没有回旋余地，点名由张自忠率团前往。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戈定远则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张不甘心久居宋下，坠入汉奸的奸计，应日本的邀请组织赴日参观团，当时天津亲日空气浓厚，张成为日本人心目中的亲日人物。不管怎么说，张自忠的日本之旅言行谨慎，并未留下任何有损中国主权的东西，据随行的何基沣旅长透露：“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谈到华北经济提携问题，张市长就说明中央与地方的意见，并且一再说明中日经济提携的前提是消除政治障碍，而消除政治障碍首先要消除冀东伪组织。杉山元就说只要华北当局将日本应该做的事做到了，取消冀东是不成问题的。”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宋哲元试图通过谈判解决冲突，张自忠、张允荣出面与日方代表松井等人草签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蒋介石认为冀察地方与中央步伐不一致，也无权签订任何妥协条款，多次去电询问、制止。及至大战难免，宋哲元撤离平津，南下保定坐镇指挥，“所有北平军政事宜，统由张师长自忠负责处理”。临别之际，张自忠含泪对秦德纯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秦德纯只好劝勉：“这是战争的开端，来日方长，必须盖棺才能论定，只要你誓死救国，必有全国谅解的一日，请你好自为之。”8月初，张自忠认识到对日交涉实属与虎谋皮，在国共合作全国抗战的形势下，无论怎样虚与委蛇，冀察地方都不可能恢复战前的模糊空间，毅然登报辞去所有职务。后在外籍友人帮助之下，秘密离开平津是非之地。

　　世人观察张自忠留平多不见谅，南京街头甚至有张贴标语骂张为汉奸，张内心苦闷，他对欧洲考察归来的萧振瀛说：“此心可对天日，现在是百口莫辩。只求蒋委员长能容许我死在战场，有以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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