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主这话问的，好像编史就是一件“抄书”般容易的事情，要这么简单，大家想写本历史科普读物，是不是只需要东抄一点西抄一点就行了？真是无知者无所谓啊。

　　如果题主读过《史记》就会明白，司马公为其注入很多自己的见解和分析。历史往往早已经隐藏于过往的烟尘之中，真相经过众口相传，编纂整理，因人的立场、喜恶可能早已经不是原本的面目了。

　　一个人著书立说，最大的本意，都是想通过文字或语言，来表述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而编史这个事情也是一样的。我们对历史，已经很难去还原其全貌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这些过往之中，总结经验教训，分析人性使然，以得失成败、汲取更多对人类进步和发展有裨益的内容。

　　而史家立史，在肩负尽最大可能还原历史真相的同时，还有着引导、启发、思考各种历史事件及现象的任务，司马公写《史记》亦是如此。

　　司马迁如果是个记者，那么他必定是一个出类拔萃，极其优秀的记者。他写史，极其注重调查访问，决不光从“金匮石室”中找死资料。如果他写史的对象还活着，那么他就会直接访问。

　　《游侠列传》中的郭解，司马迁就曾访问过他，并对其留下了“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的印象。这从而让我们两千年后才能清晰地知晓，原来这位名震江湖的大侠，是一位颜值不怎么高，也不善言谈的人物。

　　在《李将军列传》中，司马迁是如此形容李广的：“余睹李将军，焌焌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如果不是司马迁的亲自访问，我们怎么会想到“汉之飞将军”，看上去竟然像是个村野之人。为了写《孔子世家》，他亲身“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亲见“诸生以时习礼其家”。

　　《史记》虽然写的是历史人物，但司马迁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细节上的虚构，把真实的人物加以类型化。《史记》提供了许多重要的人物原型，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等各种人物形象，有许多都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中演化而来的。

　　而且如果你仔细读《史记》，就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问题，那就是它的记述往往自相矛盾，不但篇与篇之间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一篇之内也能摆好几种说法，让人觉得莫衷一是。其实这是作者故意为之，以达到“兼存异说”的目的。它讲秦就以秦的史料为主，讲楚就以楚的史料为主，尽量让“角色”按“本色”讲话。由此可见司马迁写史谨慎的同时，一定是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并一一总结，然后为我们呈现出来。

　　“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

　　有时候，写史就像是在解密，每一个史学家都是侦探，他们需要从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仔细分析，小心求证。毕竟因写史人的历史背景、政治背景、社会背景、个人性格等等诸多因素，会导致同一个事件、同一个人物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解读。同时，又因为人性的复杂，其做的事情对历史的影响，也会变得极其复杂起来，写史的时候，需要抽丝剥茧，从中找到合理的动机，这是一件卷帙浩繁的工作。

　　以上个人浅见、如果您喜欢我的文字，点个赞或者关注一下也是极好的！

　　即使是抄书，也不是不假思索地抄书。你不见经常有“太史公曰……”。有记有评，那可是相当地犀利。

　　全书五十多万字，历时14年，可不是一抄了之的。

　　1.《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的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如不列没有实据的三皇，以五帝作为本纪开篇，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2.司马迁是史学世家，其父司马淡，便指示年轻的司马迁遍访河山去搜集遗闻古事，网罗放失旧闻 。司马迁在二十岁时开始游历天下：从长安出发，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东南到九疑。窥九疑后北上长沙，到旧罗屈原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展转到钱塘。上会稽，探禹穴。还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了齐鲁地区文化，观孔子留下的遗风，受困于鄱、薛、彭城，然后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历史人物故乡，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沛、丰、砀、睢阳，至梁（今河南开封），回到长安时任太史令的父亲司马谈身边。这可是行万里路啊，见识和阅历那是非常了得。

　　3.因为在长安任职，又缝“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汉武盛世，司马迁得以结识汇聚于长安的天下贤能之士。包括贾谊之孙贾嘉，公孙季功（或为公孙弘），樊哙之孙樊他广，平原君朱建之子，冯唐之子冯遂，田叔少子田仁，梁人壶遂，杜陵苏建、董仲舒和孔安国等。在很多问题上，和这些贤达人士也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和交流。

　　《史记》是呕心沥血之作，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中国史书和文学史上闪亮的一笔。

　　司马迁写《史记》，当然不是不假思索地抄书。不过我们也不太容易知道他具体考证的过程。好在史记每篇后面都有个“太史公曰”，我们可以借此推测一二。

　　《刺客列传》：

　　——世间传说太子丹有“天雨粟，马生角”的故事，这未免也太过玄幻了。

　　《五帝本纪》：

　　——学者们很多人都称述五帝，五帝的年代已经很久远了。《尚书》只记载着尧以来的史实；而各家叙说黄帝，文字粗疏而不典范，士大夫们也很难说得清楚。……总起来说，我认为那些与古文经籍记载相符的说法，接近正确。（翻译来自《古诗文网》）

　　还是《刺客列传》：

　　——公孙季功、董生曾经和夏无且交游，听他说过此事的详细经过。后来又告诉了我。

　　（这个算间接采访当事人）

　　司马迁整理《史记》，是在他父亲基础上完成的，除了所谓“抄书”，他们的考证至少分为实地勘察、当事人后代寻访以及古籍互勘三大类。

　　说司马迁只会抄书，太诛心了。

　　1 实地勘察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他年轻时在家庭支持下游历颇多，“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在比如《春申君列传》中说到春申君被封吴地，太史公在后面就说：吾适楚，观春申君城，宫室盛矣。

　　2 当事人后代寻访：最著名的是关于“鸿门宴”。司马迁在《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太史公曰》中说：“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庭，德流子孙哉？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就说自己是和樊哙的孙子樊广通聊了之后，才写下的鸿门宴樊哙吃生猪肩精彩情节。

　　由此可见，司马迁父子是可以找到秦汉之间众多历史人物的后人，经过访谈来完成《史记》的。

　　3 古籍互勘 据卢南乔先生统计，史记中涉及的他人著述81种，金德建先生认为有89种，张大可先生考证有104种，甚至被班固讥讽有的地方互相矛盾，可见史记的考证借鉴还是很全面的。

　　同时，司马迁还把传统的六经都作为史料，与其他古籍互相印证。

　　这说法有问题，司马迁写的《史记》怎么就叫不假思索的抄书。“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那是能抄出来的吗？

　　首先，司马迁的父亲在汉朝担任太史令一职，所以，司马迁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后来还游历了很多历史故地，这对《史记》的成书有着深远的影响。

　　其次，司马迁的父亲去世后，他直接继承父亲的官职和遗愿，也就是说，《史记》的一部分是受司马迁父亲的影响成书的，这也是一个史官光荣的使命。

　　最后，司马迁遭受腐刑之后，从痛苦之中走出来，历尽千辛万苦写成《史记》，这其中不但有着作为史书的严谨性，还有司马迁本人对各个历史事件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个人色彩，这才有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

　　作为中国二十四史的开山之作，光一个《表》，我就反问你认为他是从哪里抄过来的？这个问题缺乏起码的常识与对司马迁的尊重，感觉有点信口开河。

　　司马迁写史记每下笔一个字都是非常慎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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